最近美联储的所谓资料泄密事件实际是否故意放风，是否反映了美联储的某种谋略似乎尚无从考证，但在美国经济持续全面复苏的背景下，美联储有关年内加息的表态， 意味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转向，全球进入“后QE时代”——这已是学界的基本判断。未来一段时期，全球金融结构和金融周期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如何保持高度警惕，防范美联储加息的“溢出风险”带来的全方位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教授应邀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国际新一轮资产配置的调整，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首先是退出资产购买计划，其次是很可能但还未发生的加息政策，都有密切关系。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面临着一定的贬值压力，但这种压力是否会变成现实，却不一定。
CPI指数2%是美加息动力
《华夏时报》：近期美国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增强，美联储有关加息的声音也不断增强，并正在对全球金融投机市场产生影响，你怎么看这一变化趋势的走向？
贺力平：我们看到大家现在都预期美联储加息可能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而美联储加息的具体时间节点，可能还是要取决于未来两三个月当中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总体看，美国经济上半年的复苏迹象比较明显，尽管复苏势头并未有显著加强，但从就业指标、GDP总量，包括房地产市场、消费等一些重要经济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处在复苏过程当中。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不确定性。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目前很低，这一点尚不能立刻支持美联储加息。美国CPI指数5月份上涨0%，6月份上涨0.1%，刚好处在临界点上。美联储加息的最重要动力是CPI指数上涨率超过2%或接近2%，但现在离2%还有很大差距。只要这一指数到达2%，美联储立刻就会加息。美国价格指数的这种不确定因素表明，如果说美联储在今年加息有70%的可能性，这个判断可能是对的。但如果说美联储在8、9月份加息有50%的可能性，这个判断就不一定对，因为现在还看不出迹象。也就是说，常规的货币政策决策，要考虑到物价变动的因素，这个因素占很大权重。美国实体经济的指标现在还不错，但并没有到火爆的程度。美国经济物价指数较低与美元汇率在升高可能有一定关系。
《华夏时报》：你认为加息的节点可能在何时？一次加多少？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节奏？
贺力平：原来觉得可能是在8、9月份，但现在看，这种可能性比较低，大概只有30%。年内加息，比如在11月份，这种可能性大概有六成。加息可能会从很小的幅度开始加，类似一次加息0.25个百分点这样的做法。至于节奏，可能不会频繁加息，而可能会逐步尝试着加息。
市场看好美元资产收益率
《华夏时报》：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对美元走强及对大类资产价格配置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持续影响的结果会是什么？
贺力平：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的走强，从两年半之前就已经开始，那时有外部因素，有欧元区的希腊债务危机，还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情况不好。当时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金砖国家货币市场都由于经济原因而出现动荡。美元当时出现了很强烈的走强预期，那时美联储对利率按兵不动，但开始退出资产购买计划，这令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强烈反应。
当时整个国际经济原本复苏的势头因此受到一定的挫折。2014年以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一些分化，印度、印尼等国经济复苏，俄罗斯、巴西等国经济仍处于低迷之中。中国经济也从2014年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减速。这样一来，国际大类资产包括大宗商品的价格走低。而国际大类资产价格的走低，与美元走强也有一定关系。毕竟，现在国际大类资产市场有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在参与。他们从自身在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分析，如果美元收益率很低，他们就会有更多做多其他资产的举动。
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美元资产的收益率自然就会相对升高，这对很多金融机构的投资基金而言，就会将一定资产配置到美元上，这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资产配置的调整。这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首先是退出资产购买计划，其次是很可能但还未发生的加息政策，有密切关系。
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美元的汇率会相对走高，市场会看好美元资产的收益率，这是一个显著的影响结果。其次，会影响到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各方面的资产行情。比如，债券的收益率可能会被市场看好，这包括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债券资产的收益率马上就会上升，而是说投资者会增加对债券的购买，这导致债券的市场价格上升，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反而还会下降。这在最近的几周当中已经有所表现。
人民币贬值压力未必成现实
《华夏时报》：美元重新进入强势周期的表现会有哪些？这对以美元为主的新一轮货币信用体系的影响力会有多大？对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的货币信用的影响有多大？
贺力平：对于日元而言，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是有意无意的希望日元价格要低一点，所以说，美元走强对于日元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情。因为安倍经济政策的所谓财政、货币、结构调整三支箭，是希望货币政策宽松，而且连带着让日元汇率走低。所以，日元对于美元走强，是乐见其成。日元最近几个月一直在走低，可能未来一段时间还会低。7月下旬，1美元换124日元，很有可能8、9月份日元就会掉到130到140的水平。对欧元而言，欧元区目前最大的担忧还是其内部的问题，而不在于与美元汇率问题。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贬值了不少，相对于一年以前，现在1欧元只能换到1.12美元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希腊债务危机有关系。很多人认为，一个正常的欧元与美元的汇率关系，中间线大概在1欧元换1.25美元的水平，跟欧元最早推出之时1欧元换1.28或1.29美元的水平要低10%。如果希腊债务风险尤其是希腊退欧风险有所缩小，目前看欧元对美元的现有汇率水平大致上可以参考。但如果希腊风险上升，则欧元对美元汇率水平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美联储的加息，应该会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贬值压力。本来，从中国自己的宏观经济指标上看，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应该没有什么依据，因为中国经济增速现在尽管有所下降，但由于进口减少多于出口减少，贸易顺差反而增加了，并且每月还有对华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多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即所谓FDI多于ODI。但另一方面，毕竟现在中国金融市场很大，各种渠道的对外投资导致有很多资金正在流出中国境内，其规模应该不小。加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一些投资基金和投资者个人会适当增加对美元资产的配置，这很容易就生成一种想法，并变成投资实践。这也会影响到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从而影响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面临着一定的贬值压力，但这种压力是否会变成现实，却不一定。因为毕竟中国央行有很多外汇储备此时正好可以运用，以稳定人民币汇率。因此，未来一定时间，将会出现中国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与市场预期之间的博弈，双方都会在寻找平衡点。
长期债券资产市场需求增加
《华夏时报》：美联储加息会否导致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配置比例持续上升？全球资本流向会否因此将发生严重转变并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
贺力平：美联储加息有可能会影响各国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中的美元配置，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调整有限。比如，美元有效汇率指数如果上升10%，各国官方对美元资产配置增加的幅度可能不会到10%。换言之，美元资产的配置会有所增加，但目前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不会改变。美元是第一大货币，它和第二大货币欧元之间还会有差距，这个格局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至今，都是如此。年份之间的变动大的可能有2个百分点，小的可能只有1个百分点。美联储加息并不会导致国际储备货币分布格局的根本特征发生改变。
《华夏时报》：美联储加息直接影响美债收益率，这会否推升全球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你估计许多以美元计价的新兴经济体海外债务风险会否因此加大？
贺力平：这的确会有一定影响。对那些要发行美元债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美联储加息是多方面的明显挑战。第一，如果人们对债券收益率的预期升高，就意味着来自不同的债券发行主体需要向投资者支付的名誉利率即债息率就可能要有所上升。第二，当美元资产收益率有所升高，一个非美元的经济体发行美元债务，这期间所谓主权债务风险因素也可能会升高。第三，当美元的汇率被预期有可能升高的时候，那些非美元的发债主体，其本币有可能面临贬值，就有汇率的风险。总体而言，美联储加息可能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发行美元债务的融资成本上升。
《华夏时报》：当美联储货币政策从非常态回归常态，全球大类资产投资逻辑将发生怎样的转变？避险资产或安全资产会否重新占据投资主导地位？
贺力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大类资产中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有一定影响。从最近半年看，大宗商品价格已在低位上。若美联储加息，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的节奏。但真正决定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最主要因素，并非美联储的加息政策，而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数据。以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现在中国经济处在大的下行阶段中，但印度、印尼等国经济处在上升周期，这会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不过这要看他们经济增长的势头有多强。印度经济增长现在是7.5%，如果过8%，可能就会对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有明显推动，如果保持在7.5%，就可能对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有小的推动。
避险资产或安全资产主要指的是各国中央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例如美国国债等。但也包括各国中央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其流动性较高，可以快速变现，避险功能更高一些。然而，如果美联储加息，会引导投资者将资产配置由短期债券变为长期债券。这种期限结构的变动，表明投资者对债券资产长期风险的评价有可能降低，从而增加对长期债券资产的需求。
须防止不正常跨境资金流动
《华夏时报》：如何看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对中国资本市场及商品市场的影响？
贺力平：刚才提到的，即如果认为美联储加息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势头有所抑制，这个效应也会传递到中国国内。中国是国际大宗商品的重要的进口者和消费者，也会分享这个效应。美联储加息之后，假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及其在中国国内销售价格的变动也相对稳定。但如果出现一定程度的人民币贬值，则会抵消这种效应。
尽管官方表态说，要不断提高人民币可兑换性，而且要进行资本市场的开放，但客观地看，中国对国际私人资本市场的开放还比较有限，仍实行QFII这一制度。最近半年，对国外官方资本的开放比较多一些。从这种意义上看，最近一两年中国很可能出现的现实情况是，外国证券资本并没有积极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倒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渠道的中国的私人资金进入到国外的金融市场去。另外，中国的很多金融机构配置了不少的外汇资产，这是这些机构要国际化的必然趋势。美联储的加息，会影响到这些外汇资产的收益，从而影响到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相对收益率，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资产负债表。
但从目前看，其影响还是正面和积极的，只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美联储加息给中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限。
《华夏时报》：中国如何防范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的“溢出风险”所可能带来的全方位影响？
贺力平：首先，大家可能比较关心人民币和美元能否保持基本稳定，能否防止出现过大波动。第二，也要防止不正常的跨境资金流动。因为在中国有些个人投资者可能还不很成熟，以为美联储加息会促使美元大涨（但实际美元并不会因此出现大涨），这种并非科学的认知，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这一点也需要尽可能避免。第三，中国股市近期经历的多次震荡，让普通投资者感觉到心惊胆战。而要发展一个所谓健康的和成熟、稳定的资本市场，投资者需要理性，当负面情绪影响到投资者做出理性正确决策时，这种情绪如果转到外汇市场、转到资金的跨境流动上，那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应当稳定，应当为国内投资者增加理性成分，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条件。
《华夏时报》：有人认为加快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现在应另选适当时机？你怎么看？
贺力平：曾经，要选择时机开放资本账户，但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几乎已不存在什么选择时机的问题了。宏观经济很差，有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或其反面，宏观经济很热，有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两种极端情况，都不是资本账户开放的好时机，对决策者而言，需要避免之。但什么时候是正常的最好的时机？学界的看法很不一样。如果认为2010年或其后两年是最好时机，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对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选择问题，现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正在下行，有一定程度的资金外流，这不是最好的开放时机，但实际上没有资金的净流入或净流出，这种状况在任何国家都很少发生。因此，理论上，并无绝对标准来判断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而只有一个较好的时机。
并无必要用非常规应对措施
《华夏时报》：面对美联储可能加息，中国当前还需考虑到哪些利弊问题？
贺力平：美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美国拥有最大的金融市场，也是全球金融中心所在地，美元是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是国际经济中的交易媒介，所以说，美联储加息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大型经济体，而且在很多重要的经济指标上，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如贸易规模，与美国平起平坐。中国金融市场规模也相当大，同时中国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并不应过度渲染美联储加息对中国构成怎样的威胁或什么难以应对的挑战。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脚踏实地按照自身发展和改革的需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即可以从容、稳妥加以应对，没有必要感觉到惊慌或力不从心，没有必要采取非常规的应对措施。
《华夏时报》：在货币政策方面，你有何建言？
贺力平：年初的时候，对货币政策原则有一些定调，即保持其稳健性、一定的灵活性、针对性，坚持这个原则就挺好的了，而且这种针对性并非针对美联储加息。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而言是一种间接的影响，比如，中国央行如果发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面临着重大挑战，并不是要调整货币政策，因为央行手中有牌，那就是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只要打出这张牌就行了，无需动用利率政策。
《华夏时报》：前不久央行增持黄金储备的消息与美联储加息的市场预期有无关联？
贺力平：并无直接关联。中国央行有很大规模的资产，花一点小钱买一些黄金放在库房里，等于投放了基础货币，扩大了货币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