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学光 香港报道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赴港上市，中国通号（3969.HK）确实没赶上一个好时候，受到A股暴跌和外围市场的连累，恒生指数和恒生内地指数最近一个月来都出现大幅下挫，而中国通号也是下半年港交所迎来的首只筹资过百亿港元的新股。
8月7日挂牌首日，中国通号以6.3港元/股的发行价平开，这个价格在中国通号董事长周志亮看来，“股价的高与低首先是投资者满意，我们当然认为价格可以再高一点，如果低了，我们会努力让股价高起来。”
尽管在募集资金上大打折扣，但是中国通号此次绕过A股直奔港股上市，目的显然并不重于融资，相比于资金来说，急于开拓国际市场的中国通号，在参与境外项目招标时需要一个上市公司的“烫金名片”，当然，“金融在前，产业在后”也不失为新常态下国企走出去的一种全新思路。
发行遇冷
15年前，从铁道部分拆出来的中国南北车和中国中铁、中国铁建，早在8年前就先后完成了沪港两地的上市，然而，已经跻身全球最大轨道交通控制系统提供商的中国通号，上市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原本计划在2011年完成改制，2012年初就可以上市，结果当年7月就发生了甬温事故，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通号，上市计划也被迫搁置，而这一等就是4年。
当初，中国中铁（0390.HK）和中国铁建（1186.HK）赴港上市时，正值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恒生指数在冲上3万点之后开始大幅下挫，来自中国的两只基建类新股成为了外资眼中最好的避险资产，当时，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几乎都是以招股价区间上限发行，其中在香港发售的部分，认购倍数分别达到了209倍和293倍。
时隔7年之后，港股再次遭遇大跌，中国通号也希望能够在相对清淡的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投资者的关注，但是从公司最终确定的招股价上来看，仍旧以6.3港元/股的区间下限发行，同时在香港发售时也出现认购不足的情况，认购率只有54%。
在境外投资机构的眼中，中国通号的业绩来自于国内的增长几乎是稳定的，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未来几年在铁路上的投资额，相对而言，最具有超预期的是境外业务的拓展，但是，目前公司在海外业务的规模还非常有限，2012年和2013年在收入占比上分别只有1.1%和2.6%，2014年也只有3.3%；更重要的是，一些境外投资机构担心，“公司的海外业务目前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未来进军海外市场或缺少相关经验，而海外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将难以有效地与国际同行业竞争。”
对于未来市场的增长，中国通号显然并不仅仅是跟在政府投资的后面，而是更注重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在中国通号最具有竞争力的高速铁路控制系统市场上，未来5年增幅最大的并不是新建铁路所配套的控制系统，而是原有旧系统的维护和升级，按照第三方机构的研究数据，从2014年到2020年这两项业务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9.9%和35.6%，远高于新建铁路15.5%的增速。
至于未来应对国际竞争，是投资者最为担心的，同时也是公司管理层最为看重的，不过，中国通号也有国外同行业难以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强大的背景，在中国通号看来，他们与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既是合作关系也是兄弟企业关系，是可以搭伴“走出去”的；而更重要的是，随着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相继成立，也为这些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上提供了强大的融资支持。
金融在前
尽管公司管理层方面并没有在国际并购的具体方向上做出明确表态，但是，中国通号在积极应对国际并购的态度上却并不隐晦。
记者在翻阅公司的招股书中注意到，在此次计划募集的100多亿港元当中，其中有20%是用于“境外一般性收购”，而这种收购的目的，公司在招股书中也明确表示，就是要落实公司的业务策略、补充技术、提升核心价值链以及扩充营销渠道的项目。
尽管公司认为未来在推进国际化战略上，首先是得益于“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但是与产品和技术出口侧重亚非拉市场不同，中国通号将会更加集中精力于欧洲及北美市场，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通过收购、合并、合资、合作及海外投资等业务手段推进海外业务的发展。
而周志亮在上市当天也明确表示，公司正在推进电力电气化业务相关收购事项，公司会坚定不移地实施联盟合作、并购重组、业务创新的“大海外”战略。
“我们总是说‘走出去’，以前是产品‘走出去’，现在要让技术走出去，但是我认为，最先‘走出去’的应该是资本。”多年从事企业并购重组的富国富民资本集团董事长王世渝认为，中国这一轮走出去，不应该是以企业走出去为主，而是更应该资本走出去，让资本去做全球并购，要让“金融在前，产业在后”。
王世渝进一步向记者解释，中国的工业成长只经历了30多年，而西方的工业文明长达几百年，已经积淀了丰厚的商业逻辑，以国内现有的商业逻辑去直接收购重组人家，会遇到很多问题，相反，资本和金融是没有文化冲突和先进与落后之分的，也更容易被他们所接受。
此前曾经参与过中国航天收购欧洲卫星通讯公司的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陶，也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对于一些陷入发展瓶颈的境外优质资产，他们最缺的并不是资金，而是战略合作者，能够在股权合作，同时还能在产业上实现优势互补。
“西方早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他们不可能回过头来干劳动密集型、低利润的产业，我从欧洲回来发现，中国未来在基建领域会有很多机会，与之相伴，在基建金融服务上也会有很多机会。”王世渝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