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深外交家、前驻法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现任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先生刚刚结束他的米兰之行，结束他对于本届世博会的巡视，回到中国。他说他深感中国的产品、技术与世界的距离，虽然中国有自己的好东西，有自己的创新。吴建民认为，中国人的思想还要更加开放一些，因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眼睛向内看世界。要看到世界的变化，从世界的变化中学习到好的东西，才能不断进步。吴建民说，人类正在思考自己的未来，从这次所看过的53个国家展馆中，能感觉到大家都在思考怎么办，而人类共同思考自己的未来，这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
在中国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之前，吴建民先生对于本报提出的专访主题“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与中国外交理念的超越和创新”很感兴趣，欣然接受专访，阐述了他的许多思想。他表示，当今世界旧思维与新看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与冷战对抗、仇恨冲突这两大思潮在较量中。而在21世纪，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一个新的观点，一个新的现象，却容易被忽视。不打了，不对抗了，走向利益合作共赢的局面，这大概是世界上一些有思想的人所作的一种前沿考虑。但这一前沿思维与现实的确还有一段距离，随旧世界而来的惯性思维还在起作用。一定要警惕惯性思维的危险。
靠战争解决不了问题——
人类文明已到新里程
《华夏时报》：从资深外交家的角度观察，当今世界最值得关注的国际政治变局有哪些？
吴建民：国际关系中统领一切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时代主题变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看到和懂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世界已从过去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变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六大因素推动了这种变化。第一因素，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第二因素，核武器出现。第三因素，全球化。第四因素，西方世界进行了深度改良。第五因素，人类面临着共同挑战。第六因素，贫富悬殊，发展问题突出。
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威力无比——国与国之间发生了争执，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不了，一战解决一切问题。但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打了三场战争——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是大国打小国，不解决任何问题；大国之间也不敢打。靠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人类文明已进入到新的里程。但当今世界有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美国人因为打这三场战争而倒了大霉，与此同时，中国人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国力获得大发展。2001年“9·11”事件发生，那一年，中国GDP 是1.32万亿美元，美国GDP为10.63万亿美元。2011年美国GDP是15.53万亿美元，中国GDP是7.32万亿美元。中美两国GDP差距10年间缩小之快举世震惊。有人因此以为中国是“9·11”的最大受益者，但其实中国是顺应了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而美国则违逆了这一潮流。看世界变化，必须站在这个高度，否则就看不清。
今天的世界是从旧世界而来，人的思想往往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变化。世界已经改变，旧的思想却仍在起作用。美国人有冷战思维，中国人则有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以为世界非黑即白。当今旧思维与新看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与冷战对抗、仇恨冲突这两大潮流在较量中。这是最值得关注的现状。
《华夏时报》：冷战结束25年来，世界处在了新与旧的转换时期，而中国正为世界提供秩序？
吴建民：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欧洲经过了30年的战争后，各国相互承认主权。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概念由此诞生。欧洲也由此保持了大约一百多年的和平。之后经历了一战确立凡尔赛体系和二战确立雅尔塔体系，整个世界基本上由大国决定小国命运。虽然今天的世界正在改变这种格局，但大国的作用依然很大。所以中国提出了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则。所谓合作共赢，就是主张不再由大国主宰世界，不再由大国决定一切，不再弱肉强食，而是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强国弱国都有对于国际事务的发言权。这是一种理念上的非常大的进步。
基辛格在他去年9月新出的著作《世界秩序》里讲到了当今时代建立世界秩序的问题。去年10月，基辛格请傅莹和我一起吃饭时曾提到他为何写这本书。他说，自己已经91岁了，写这本书之前，人们问他最不放心的事情是什么？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他最担心的是世界秩序。从这种担心出发，他写了这本书。这本书，论述了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及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的不同诉求。但他最关注的，还是21世纪的美中关系。他最担心美中再走上对抗的道路，他不希望这种情形发生。他当时很诚恳地对我们说，建立21世纪的世界秩序，美中两国要坐下来谈如何共处的问题。美国人担心的是中国人要将美国挤出亚太地区，中国人担心的是美国人要遏制中国。因此，基辛格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样美中就不会走向对抗了。基辛格的这一设想，与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建立中美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不打了，不对抗了，走向合作共赢的局面，这大概是世界上一些有思想的人所作的一种前沿考虑。当然，这一前沿思维与现实的确还有一段距离，还有随旧世界而来的惯性思维在起作用。
比如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亚洲所出现的某种形式的军备竞赛问题，中国确立的原则很重要，那就是中国要建立强大的国防，但绝对不搞军备竞赛。
苏联与美国搞军备竞赛被拖垮，这是条死路，中国人不能走。中国不会无限制发展军备，也不会像国内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美国有什么，中国人也要有什么，那就陷入了军备竞赛的逻辑。
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
一种高层次思想
《华夏时报》：对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扩张引起外界复杂反应，您怎么看？
吴建民：这的确是一种现象，但这个世界究竟该怎么办？回答这个问题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习主席提出以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一种高层次的思想。就此我们曾当面与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有过交流。2011年10月，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和我去美国，与美国的这两大战略家会面。之前，郑必坚写了《如何推进中美关系的思考》这篇文章，其基本思想是建议在双方“利益汇合点”基础上构建不同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如此来推进中美关系。这一思想与习主席所强调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一脉相承。对于这一思想，基辛格表示，自己搞了一辈子“均势”，英文叫“Balance of power”，即“力量的均衡”，现在看来，“均势”不行。还是“利益共同体”这个思想好，这样就把很多矛盾化解了。布热津斯基则表示，如果一战或二战爆发之前，当时大国的决策者有这样的思想，世界的历史就要改写。这说明大家都在思考“这个世界究竟该怎么办”的问题。一种是走老路，“均势”就是军备竞赛，就是水涨船高，最终会导致冲突，但历史证明这个办法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国防力量现在有所增长，但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的国防力量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国防力量增长的目标并非是要赶上美国，而只是作为一个大国需要应有的防卫力量。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在21世纪，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却容易被忽视。
《华夏时报》：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带动亚洲地区的共同富裕；中国塑造和生产新的国际规则，让这些国际规则管理世界，包括亚投行在内，按照国际规则运行，符合治理、环境、劳工等国际标准，而且亚投行将贯彻更高的国际规则。您怎么看？
吴建民：中国人提出的这一思想，其实也是人类共同探索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历史上，法德之间打了上千年，平均每50年打一次大仗，总共打了23次大仗，小仗不计其数。他们都曾想寻求和平，但无论是签订和约，还是王室联姻，或是结盟，都不解决问题。最后是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解决了问题，法德之间的战争再也打不起来了。日本朋友曾对我说，日本二战前也想发展，结果却走上军事扩张道路，撞了南墙，头破血流，也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损害。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发展起来了。德国也是这样。但这个世界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因此一定要警惕惯性思维的危险。
《华夏时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新诞生的全球性、普遍性机构，被学界认为是维护世界秩序的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吴建民：对于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情，中国人自己要客观地看，要实事求是，不要拔得过高。比如亚投行，毕竟刚刚成立，还没有实践，在实践中也可能有曲折。中国刚刚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究竟该怎么做，还有个适应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一带一路”这类非常好的倡议如果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今世界有三个中心——
亚洲面临好机遇
《华夏时报》：基辛格在《世界秩序》所谈论的，是他一贯的有关国与国之间避免纷争，相互妥协的所谓世界秩序，但世界今天已不是原来那个世界了，地区冲突早已取代了国家间冲突，例如在东亚或西太平洋地区或南海地区，在中东或伊斯兰地区，以及在欧洲的俄乌边界地区等，所以，是否有必要从解决地区冲突的角度，分析和提出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制度建议？
吴建民：其实任何地区冲突的背后，都有国家，不应简单认为地区冲突取代了国家间冲突。但今天的世界，有三个中心。局部战争、冲突和仇恨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在美国，是美国人打出来的，美国发动的三场战争将这一地区打乱了。美国人把这里的政治强人赶下台，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一直未能建立起来。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各种矛盾集中表现的地方：世界大国在这里角逐，地区大国在这里争雄，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在这里延续，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教派仇杀在这里愈演愈烈，库尔德人问题等民族矛盾在这里爆发。中东、北非作为全球动荡的中心，现在还看不到尽头。全世界大量的外交资源被这里耗费。
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后来又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愈演愈烈，危机的中心转移到欧洲。前不久我们看到的希腊危机就是其表现。
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过去数十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经济增速是全球经济平均增速的二到三倍。
将上述三个中心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在全球化时代，有一个动荡的中心还不够吗？世界已经够受了。金融危机导致欧盟领导人注意力内向。欧洲的乌克兰危机与亚洲的南海争端不能混为一谈。尽管有紧张的情况，但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中心，这就意味着：第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要以破坏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作为自己的政策。因为亚洲的经济增长全世界需要。第二，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要以破坏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作为自己的方针，因为其自己就在这个地区。第三，亚洲所面临的机遇依然存在，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我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这些会议上争论很激烈。去年12月在首尔举行世界政治论坛，第一场会议的主题是比较欧洲和亚洲的安全形势。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发言说：欧洲没有边界冲突，亚洲有；欧洲有安全机制欧安会，亚洲没有。因此他的结论是，亚洲比欧洲危险。他讲完之后我举手问，你如何解释乌克兰打起来了，而亚洲却没有打起来？对方无言以对。我强调指出，世界上有三个中心，把三个中心联系起来看，就会懂得亚洲总体形势是好的。正像习主席所说，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总体局面没有变，亚洲人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依然存在。
为什么去年在中日关系那么紧张的背景下，最后达成了四点共识？我作为长期搞外交的人，得出两条结论：第一条，双方都不愿意关系坏下去，所以才达成妥协。第二条，可能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去年11月7日以来，习主席两次会见安倍，中日关系全面恢复，中日韩外长会晤。是什么力量导致这样的局面？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致，大家都珍惜东亚这一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
建立自己势力范围——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华夏时报》：一些分析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为了“平天下”，为了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而不单纯是一项对外经贸计划。您怎么看？这是否触及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很深层次的问题？中国试图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秩序？
吴建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到了四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时代主题变了，游戏规则变了。战争与革命时代是零和博弈，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合作共赢。过去的时代是掠夺的时代，但今天的时代，即便如美国发动了三场战争，但面对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却不敢明目张胆地掠夺。因为世界进步了，因为谁还敢这么干，就会被全世界斥为强盗。全世界骂你是强盗，你就混不下去，你就要垮台。而中国正是以合作共赢的办法既发展自己，也发展别人。发展别人的同时，更好地发展自己。第二，考虑到全球局势有三大中心，促进欧亚地区的繁荣，全世界都需要。第三，考虑到欧亚大陆的现实是，东亚发展比较好，欧洲经济增长缓慢。亚欧各地区经济上互补性强，如果各国互联互通，潜力就会发挥出来。第四，考虑到中国的需要。中国面临很多问题，经济发展要转型，产业结构要调整。中国三十多年的大发展告诉我们，要解决好中国面临的问题，必须把中国放在世界大局中来考虑，必须把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用起来才行。另一方面，中国日趋强大，世界越来越期待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谋求欧亚大陆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中国并非要以此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带一路”是个很好的设想，如何实现？习主席提出了很好的方案，那就是共商、共建、共享，而非一方强加于另一方。实现“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
《华夏时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说，“一带一路”是个很好的构想，但真正了解、欢迎“一带一路”的国家，现在还不是很多。倒是欧洲人很大方地欢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日等国，则是疑虑深重甚至加以批评。对此您怎么看？
吴建民：人们对“一带一路”有疑虑，对中国和平崛起有担忧甚至恐惧，都是意料之中的。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中国威胁论会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全过程。有三个原因。第一，全世界72亿人，真正懂中国的人，太少。人们会以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先例，来套中国。历史上大国崛起，都是损人利己，腥风血雨，带来战争和冲突，中国大概也不例外。第二，人们会拿前苏联来衡量中国。前苏联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强大起来之后称霸、侵略、扩张，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为什么就是例外？第三，中国的崛起，差不多是14亿人的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这么大块头崛起的先例，这种崛起必定会打破现存利益格局。打破了，人家不高兴。
我们要充分看到中国崛起过程中要面临的艰难险阻，并做得更好。我们要做好释疑解惑，疑虑减少，合作的空间就会扩大，合作的可能性就会上升。
《华夏时报》：如果“一带一路”所要体现的是一个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目的是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发表一个政策声明，对于“一带一路”与世界的关系，加以非常深刻的阐述？还有金砖银行、上合组织、亚投行等，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现有的解释是否并不够？
吴建民：首先，习主席已经发表多次讲话，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根本考虑。第二，今年3月23日，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了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文件，并向世界广泛传播。今天，关键是要落实，是要靠行动，那样才有说服力。“一带一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大项目，各国共商、共建，然后共享。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如果一些大项目搞得很好，令人信服，那就会起到“滚雪球”的作用。
中国与世界关系前景——
建立命运共同体
《华夏时报》：解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吴建民：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外交搞得不好，好像没有什么铁哥们儿。但仔细想想，要铁哥们儿干什么？1978年的时候，中国外贸总额208亿美元，去年4.3万亿美元。2011年起，中国成为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加深。这种利益上连接到一起的关系很难拆解。这种关系使得中国变得更加富裕了，也使人家的生活改善了。可见“铁哥们儿”那种观念已经过时，那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习主席所说的合作共赢，建立利益共同体。再往深一步走，建立命运共同体，这是最可靠的关系。
《华夏时报》：怎样看中国的崛起或复兴与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或所谓权力转移的关系问题？
吴建民：今天中国的崛起或复兴，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好东西，因此，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崛起或复兴，也因此与世界的关系是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判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要看到这样一种前景。
《华夏时报》：对于建立当今世界新秩序，中国的梅花与牡丹精神具有怎样的意义？
吴建民：我觉得中国人要防止出现一种卡拉OK，自娱自乐的倾向。因为我们提的这些观念，别人听得懂吗？讲梅花精神、牡丹精神，国际上有几个人听得懂？中国人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重构中华主流文化。中华主流文化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逐渐形成，后来虽经改朝换代，但主流文化不变，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然而经历了近代史上一百多年的革命，原来的主流文化受到很大冲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觉得很多国家相当美好。至于中国的主流文化究竟是什么，则说不清楚了。中国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一样，世界上的多数人信教，中国人不信教。中国人的行为是靠文化来规范的。今天中国人所讲的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公信力危机，都与主流文化缺失有关。
然而，我说中国主流文化需要构建，并不等于完全不存在。中国三十多年的大发展是在各条战线上，是中国人奋斗的结果，中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必定有一种文化力在支撑，这种文化力就是正在形成的中华主流文化。中华文化的特征是不断吸收其他文化中好的东西，不断丰富自己，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如此。重新构建中华主流文化，需要中国当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从今天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认识它，研究它，总结它，弘扬它。中国新的主流文化要通过各种文艺作品表现出来，通过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剧、音乐、绘画、建筑等各种艺术形式来反映它。我们要用中国新的主流文化来陶冶当代中国人的情操，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是中国长治久安的需要，也是走向世界的需要。
1956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构建新的中华主流文化，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华夏时报》：当前国际政治中解决国家间合作与冲突问题最可信赖的因素有哪些？如何促使中国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
吴建民：国际关系中最可信赖的因素就是共同利益。当利益连在一起形成共同体，这是最可信赖的因素。人们时常谈论安全问题，似乎关起门来就安全了。但其实关起门来一点都不安全。当年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那时安全吗？并不安全。什么时候安全？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才最安全。
继续推动全球化——
中美有共同需求
《华夏时报》：中国早已纳入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但全球化当前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地步，是进一步的全球化，还是从全球化后退？现在谁是全球化的驱动力量？是美国和西方，还是所谓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
吴建民：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获得了巨大好处，全世界的人才都往美国跑，美国通过产品和技术创新，获得全球市场。中国也同样卷入全球化浪潮，资本、人才、技术、商品在全球流动，中国从中受益，发展很快。我们要看到，全球化是一股挡不住的历史潮流，人类生产力因此获得空前巨大的解放。推动全球化的主体，是那些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冷战结束之后，演变为全球公司，这一现象很多中国人没有注意到。王志乐教授写过一本书《全球公司》，认为当一个公司海外的资产、销售、雇工的规模已超过本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这样的公司就是全球公司。全球公司代表了先进生产力，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东西，是打不倒的。
中国当然支持全球化，美国也支持全球化。但过去30年，由于全球化发展很快，新兴大国崛起，而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他们对全球化的怀疑在增加，因而形成了一种反全球化浪潮。但全球化毕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因此中国要和美国一道继续推动全球化。
习主席在去年APEC首脑会议上通过了APEC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这就是推动全球化的一种努力。中国也要推动世贸组织继续往前走，还要推动全球投资的自由化，那样全球经济将会发展得更快。中美正在谈判双边投资协定，这也是推动全球投资自由化的一种努力。
《华夏时报》：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亚洲的崛起，欧洲的一体化，这些都显示出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这对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等，有着怎样的不确定影响？
吴建民：战后初期，美国GDP占全球一半以上，后来随着日德崛起，这一比重下降。可是后来，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美国又赢得20年的繁荣期。到2001年，美国GDP占全球31%，三分天下有其一。现在占24%，稍有下降。你所讲的中国地位上升，亚洲崛起，欧洲一体化，这些都是世界走向多极的表现。但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在可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全面超过美国，取代其一超的地位。美国的创新能力很强，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发展的动力。美国能够将全世界的人才吸引过去创新，中国现在却远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现在每年只发放数百个绿卡，也不接受移民，甚至中国人在海外出生的子女要选择中国国籍都比较困难。这是思想封闭的一种反映。当然，中国正在追赶美国，而中国的创新能力要真正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不怕大灾大难，就怕头脑发昏。我们观察世界一定要冷静和实事求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推动了世界多极化，使得美国和欧洲更加重视中国，新兴大国也重视中国，其结果就是大家朝着互利合作的方向前行，而不是倒退。
21世纪重要启示——
挑起战争必定倒大霉
《华夏时报》：学界有观点认为，中国希望维持世界长期和平和治理有秩序的局面。这个世界如果出现像基辛格所说的那种大的混乱和动荡，首先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的国家。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所以中国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劝说和鼓励美国回到多边主义，回到国际合作的路线上，为加强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多做贡献。您觉得是这样吗？
吴建民：这好像是说，中国对外部世界依赖大，就不安全。但我们比较一下看，当年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时候安全吗？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加深了，当然比过去更加安全。所以，我们鼓励美国回到多边体系，是因为小布什时代的美国单边主义很严重，霸气上升。现在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已开始逐渐往多边体系靠。欧洲和中国一道赞成多边和多极世界。中欧之间共同点相对较多。
《华夏时报》：当今需要一个全球治理的具有包容性的世界，包括中国对待与日本的关系，是否应有理念上的超越和创新？
吴建民：的确如此。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这是一个重要创新。提出以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也是一种创新。我们说中美之间合作大于分歧，中日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已有的分歧一时改变或消灭不了，就只能管控分歧，让分歧不要影响共同利益的发展。当分歧出现，要进行交涉和必要的斗争，但不是打仗。中国也没有这个实力，而且越打关系就会越坏。如果像美国那样随便动手最终就导致自己陷入被动。所以奥巴马上台以后说美国不要做蠢事，所谓蠢事，指的就是打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而中国人通过和平发展，经济取得了迅速增长，举世刮目相看。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将更加进步和繁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最终必定倒大霉。这就是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演变进程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华夏时报》：按照这一推论，无论南海或东海地区利益争执多么激烈，都不会爆发战事？
吴建民：南海和东海总体形势是稳定的，看不到发生战争的可能。谁都不想打仗，美国和周边国家都不想打仗。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虽然有激烈的争论，但当中国表示在南海岛礁造地工程结束，美国表示欢迎，各方同意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这说明周边国家包括菲律宾，与中国都是共同利益大于分歧，都不希望这一地区太紧张，大家都珍惜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这一地位。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大趋势——人类正共同努力
推动世界前进
《华夏时报》：作为观察下半年国际政经走势的重要视角，习主席访美，以及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将会传递出国际政治中的哪些重要信号？
吴建民：习主席访美并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这是中国外交的大事，也是世界上的大事。中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相互关系不仅影响两国，也影响世界。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看，习主席访美，将稳定中美关系，促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这是中美两国的需要，也是全世界的需要。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将会提出一系列新目标。人类正共同努力推动世界前进，这是个大趋势。中国的外交理念有发展，有变与不变。不变的是和平发展战略；变的是中美要构建新兴大国关系。
《华夏时报》：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新走向，您有哪些预感或建言？
吴建民：世界目前所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中国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是一个新现象，对于中国外交来说，必须有一个学习、适应、完善的过程，也需要及时进行总结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