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曼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作为二战亚洲最主要战场，在抵抗日本侵略的“8年抗战”中，付出了人力物力上的巨大牺牲，为了“铭记历史”和告慰英烈，9月3日被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用以纪念人类这一浩劫。
回想70年前人类这一战争浩劫，它先后把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其中，军民伤亡达700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5万多亿美元。以至于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的若干时日中，大多数人还生活在恐惧与战争的后遗症中，甚至对我们的“理性”产生了怀疑，随之而来的“朝韩战争”、“美苏冷战”再次把人类拉回到痛苦的深渊，所幸历史上的血腥与战争的野蛮让更多人清醒了过来，“对抗与和解”，此后长达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使战争的创伤得以修复，但地区间的紧张却依然存在。
今天，人类终于用理性维护了这一长久和平，让我们可以生活在春日的细雨、夏日的夕阳这一世俗的幸福中，就如同作家阎连科在“2015东亚和平国际会议”上的演讲所说，“战争，对人类而言，是人为的最大的灾难；对具体的人和生命而言，则是狂人孕育的兽狮，对柔弱生命最为不敬的吞噬。”所以，他呼吁更多的人，尤其是政治家，要做一个清醒的人，而不是战争的“该隐”，用理性去战胜战争的野蛮。
该隐在《圣经》中指流血的“原罪”，也是死亡本身，他作为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的第一个孩子，却因为祭物不受上帝的悦纳，而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从此人类纷争不断，而且多是以流血的战争方式。
所以，阎连科说：“该隐在谋杀他的弟弟时，忘记了大家都是人类的孩子，忘记了彼此拥有共同的父母。所以，他向弟弟脑后猛烈一击，致弟弟死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而他的弟弟亚伯，善良、单纯，在哥哥的阴谋里表达着弟兄间的爱和浑然不觉的纯净。而这种纯净的结局，就是亚伯无辜的血亡。回忆人类的每一次战争，回望我们东亚的每一次刀闪和枪声，我们发现，所有人类的战争，都是该隐谋杀亚伯的无限重复和放大。之所以那些为了权力的政治家，总是能够在争端中成功地选择该隐的角色，皆是因为我们自然和不自觉地成为了亚伯。”
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战争、如果有正义的战争中做选择，我们选择正义，如果没有战争的正义，我们宁可选择做亚伯，如果无法选择，我们也不做该隐。
就如同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用厌战来反思战争。
海明威以一战的亲身经历，塑造了一位参战、逃离战争、厌战的战士亨利，最后用爱情来救赎自己，结果还是因无情的战争走上绝路，战争不仅夺去了年轻一代的生命，也给下一代留下创伤，但在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在正义召唤下，海明威再次走上战场，海明威再次写下《丧钟为谁而鸣》，随后拉开“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如果需要用战争来结束非正义战争，很多人选择了战争的正义，但不论是战胜的、失败的一方，都遭致了人员的伤亡与牺牲，所以战争带给人们的，永远是痛苦与迷惘。
因而，阎连科说，今天，我们都是有着血亡之训的醒来的人，因为亚洲尤其是东亚在上个世纪的若干年，一直在经历战争的伤痛。“我们选择前者，就是选择罪恶；选择亚伯，就是选择新的、又一次的血亡。但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就有可能摆脱非该隐即亚伯的悖论，而使我们的情感、爱和理性，成为超越非此即彼的简单是非和战与不战的怪圈，从而获得人类被理性维护的长久的和平。”
用理性去战胜纷争，永别了，武器，这是我们反思战争的最好方式，因为“铭记历史”不是要回到历史的过去，而是理性地面对未来。就如同美国前政治家基辛格在他的新书《世界秩序》中所言，人类终将由理性与道义去建立世界秩序，而欧洲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就意识到人类只能用理性去解决价值观的纷争，他们选择了“国家力量间的平衡模式”来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而新的力量总会挑战旧的模式，一战、二战无不是新的大国的崛起，像德国、日本这些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没有取代旧的秩序的新的价值观，最后无疑都失败了，所以新旧秩序的交替，往往不只是实力的较量，而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竞争，由此看来，该隐之外，还有更高的力量在平衡人类纷争，让我们不至于葬身仇恨、嫉妒、贪婪的火海，而是醒来做一个理性的人。亦如阎连科所说，“我们醒来，不仅是为了对抗该隐的阴谋与非理性，而且也要使该隐从非理性中醒来，不再成为阴谋残忍的凶杀者，而成为理性、清醒的人类的成员。谋杀者该隐、被杀者亚伯和能够唤醒并超越二者的清醒、理性的人，这是人类的三个角色，也是我们东亚各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今天必有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