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爱明 于娜 李杨 北京报道
邵鸿办公室挂着一幅大字——“观沧海”。“我喜欢曹操的诗。”他说。字是九三学社的一位书法家写的，苍劲有力，颇有金石气，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曹诗气韵相合。
作为九三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最近很忙。马上就是9月3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了，这既是全世界和平爱好者的庆祝日，也是九三学社自己的70岁生日。国家还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
作为唯一一个以数字+学社命名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民主、科学”的色彩不言自明，这也是九三学社一直高扬的两面旗帜，虽曾遭“文革”中断，但恢复活动之后不断吸引着社会精英加入其中。从成立之初的几十人、建国后的几百人，发展至今，九三学社已经拥有超过15万社员，其中科技界人士占比近80%。八大民主党派中，社员总数也仅次于民盟、民建两个“老大哥”。
九三学社的历史大家庭中，不仅有许德珩、褚辅成、潘菽、黎锦熙、税西恒、张雪岩、吴藻溪、梁希、严希纯、何鲁等早期的著名民主和科学人士，更有后来加入的严济慈、周培源、茅以升、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黄汲清、谢家荣、王选、黄昆、师昌绪、谢家麟、程开甲等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为一般人所不知的是，俞平伯、孙本文、游国恩、陆侃如、金克木、刘文典、魏建功、楼邦彦、黄觉非、雷海宗、谭其骧、启功、王世襄这些人文社科如雷贯耳的大家也是九三社员。
九三学社的历届主席许德珩、周培源、吴阶平、韩启德等，也都是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和科学家。“高知”这个传统在现在的九三中央也体现得很明显：11人中有4名院士，9位具有博士学位。
毫无疑问，九三学社有着光荣的历史，尽管并不是太长。在邵鸿眼里，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如何更好地履行好民主党派的职责，积极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是九三学社面临的重大挑战和考验。毕竟，有为才能有位。
“我们要‘明使命、干实事’，”8月24日，在接受《华夏时报》专访时，邵鸿说，“做好自己的事情，扎扎实实工作，真正为国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无愧前人，无愧历史。”
九三学社溯源
《华夏时报》：马上就是9月3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了，国家也将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这个日子和九三学社有什么特殊渊源？
邵鸿：九三学社的名字当然是和9月3日密切相关的。简单地说，九三学社的历史在建国前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民主科学座谈会阶段。在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逐渐好转，中国也进入战略反攻的阶段，日军突然发起了打通大陆线的战争，从河南一直到广西，国民党大溃败。当时在重庆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如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经常座谈如何抗日救国，这个座谈会后来被称为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这天，以民主科学座谈会为基础举行座谈会，会上正式将座谈会命名为九三座谈会。到了1946年1月，九三座谈会决定筹备成立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简单地说，从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座谈会再到九三学社，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毫无疑问，以九三为名，首先是纪念，纪念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反抗侵略战争的胜利。但我认为，“九三”这个词其实还包含了九三学社先辈的两个追求：一个追求是民族解放，另外一个追求是民主建国。这在九三学社的成立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九三人要为民主、科学而奋斗。
所以，九三学社这个名字确实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个伟大日子联系在一起，我们九三人会天然地产生一种自豪感。
《华夏时报》：从历史资料来看，九三最早似乎并没有打算以一个民主党派面貌出现？
邵鸿：九三学社是一个民主党派，这没有问题。九三学社的创社前辈的自我定位是“学术性政团”，他们希望提出学术性的特点。但九三学社最早确实没有作为民主党派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来毛主席知道了作出指示，许老（许德珩）才临时写了一个工作报告给筹备会，本来许老是以其他界别的身份参加政协会议的。在筹备会上，周总理讲，为什么我们在哈尔滨筹备时没有九三，没有小民革？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做地下斗争，所以不公开，现在可以公开了。九三参加新政协和成为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的老师黎锦熙就在九三，毛主席当时很重视他，曾专门到北师大去看望。我们专门查过黎锦熙的日记，日记稿本现在国家博物馆。
《华夏时报》：如何评价九三学社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出的历史作用？
邵鸿：简单说就三句话：第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九三学社追随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第二，九三学社和其它民主党派一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中，积极参与协商建国，许德珩先生还担任《共同纲领》起草组副组长，组长是周总理；第三是九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直接参政，比如梁希担任林垦部部长，许老（许德珩）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出任水产部部长，还有涂长望担任军委气象局（国家气象局前身）局长、金善宝任南京副市长等。
两面旗帜
《华夏时报》：从建立伊始至今，九三一直高扬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您能不能谈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九三学社对民主与科学的不同理解和作为？
邵鸿：民主和科学的确是九三学社非常鲜明的特色和传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深受“德先生”、“赛先生”亦即民主和科学的影响。最典型的是许德珩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而且是火烧赵家楼时被捕的32位学生领头人之一。还有潘菽先生和初大诰先生，也在被捕的32人之中。九三学社创始人，24个理、监事，有3个是在五四运动中坐过牢的。还有参加游行没坐牢，以及在全国其他地方参加五四运动的。这些先辈深受五四影响，对民主与科学有特殊的情结。像许老，每到五四纪念日就写文章，他是书法家，一辈子写了无数有关五四、民主与科学的条幅，晚年最后一次在病床上写的还是“五四万岁”。许老的回忆录题名《为了民主与科学》，他认为这一生就干了这一件事。
第二个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绝大部分都是从欧美日留学回国，而且百分之百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方受教育时，看到西方国家发展、强盛受益于民主与科学，他们认为中国要走上现代化，非要走民主科学的道路不可，因而把民主与科学当成了两面旗帜。九三学社成立的宣言很简短：“‘五四’所号召于国人者，为科学与民主，今时间过去虽已二十余年，而民主与科学之要求，实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谨此宣言。”
民主与科学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叫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的、大众的、科学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一直到今天，民主与科学仍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这个道理我们不用多说，胡锦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都讲，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科学发展观是根本思想和方法，这说得很到位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讲的。中国进步离不开民主、离不开科学，无非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还要继承和弘扬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但是光讲民主和科学还不够，还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我的观点是，民主和科学是两个方向性的东西，是两把尺子，但是它本身并没有解决一个道路和途径问题。所以近代以来，中国那么多仁人志士，科学救国、民主救国，都实现不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能为中国发展民主和科学奠定最重要的基础，创造最基本的条件。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和科学，但是要实现民主和科学，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框架、总道路下实现。所以我们既要讲民主科学，还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的观点。
“科学家的民主党派”
《华夏时报》：九三学社一个重大特征就是有很多大科学家。从早期的梁希、涂长望、潘菽、何鲁等到建国后的严济慈、周培源、茅以升、黄汲清、谢家荣等，到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等两弹一星元勋，再到王选、黄昆、师昌绪、谢家麟、程开甲等大科学家，九三学社的科学家星光熠熠，某种程度上成了“院士大本营”。在参政议政方面，如何更好地发挥优秀科学家的作用？
邵鸿：确实，这一点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九三学社目前健在的院士有64位，累计则多达180多位。如何发挥这些科学家的作用？多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好的做法：一是充分利用高端科学家资源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比如863计划的提出，就是由王淦昌等4位科学家提出的，其中两位是九三成员。2003年非典的时候，韩启德主席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座谈会上，提出防治非典的5条建议，专业性很强，对国家防治非典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进行大量的科技问题的调查研究，就是发挥高端科学家的作用。前几年我们成立了一个科技体制改革的调研小组，由韩启德主席牵头，王志珍副主席、卢柯院士等多位科学家都参加了这个课题。包括我们最近会聚社内外多位高层次专家召开的科学座谈会，主题也是“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现代科技体系建设”。比如国家科技管理机构怎么设置？科技国家队怎么组建？国家的科技研发体系怎么构建？一般基础性科学资源怎么配置？国有科研院所怎么改革？官产学研一体化怎么对接？怎么利用市场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等等，都是我们要研究并提出对策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充分发挥我们的科技优势，开展社会服务工作。通过九地（九三和地方）合作，开展形式多样的支边扶贫，帮助地方经济发展。我们有院士委员会，每年组织院士专家团到各地宣讲，帮助地方解决科技问题。我们的科技人员在九地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我们在贵州乌蒙山区威宁县扶贫，重点发挥科技、教育、卫生优势，科技扶贫、教育扶贫、观念扶贫，帮助他们脱贫和发展。去年在威宁，我们帮助搞了一个实用菌项目，投资10多亿元。我们长期为县里培训医疗人员、教师，助力该县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三个方面，利用科技优势加强自身建设。有人说共产党是认庙不认人，民主党派是认人不认庙。比如王选是九三的，很多人因为他加入九三。又比如潘建伟院士30多岁就成为院士，研究量子力学，他的科研成果数次被美国评为十大年度科学进展，韩启德主席和王选副主席介绍他加入九三，反过来，他的加入又带动很多科学家加入九三。九三学社也帮助他们的研究和成长。我们在内部开展学习王选、闵乃本和刘瑞玉院士的活动，开展学习自强不息的典范杨佳同志活动，这些活动团结人、教育人、凝聚人，对于加强自身建设，效果很好。
《华夏时报》：在一些重大的科学、科技问题上，九三学社做了哪些工作？
邵鸿：因为我们是科技人员为主的民主党派，第一，我们特别关注有关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如科技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第二，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科学家建言献策；第三，在社会服务工作中，我们注重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传播和普及，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第四，努力代表科技人员的利益，解决他们的诉求、困难。
举例来说，近期科技部推出的科技项目管理制度的改革举措，很多都是我们近些年来一直在提的问题。比如科技部不能直接管理项目和经费，资源怎么分配、怎么管理、怎么提高效能，包括科技奖怎么评，由第三方来进行，并加强社会监督。
还有决策科学化的问题。比如三峡工程要不要建，是个科学问题。九三当年是提了不同意见的，尤其周培源主席提了很多宝贵意见。三峡工程当时是全国人大投票通过的，三分之一代表投了弃权票和反对票。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历史上一个里程碑的事情。后来有人说，三峡工程建设，贡献最大的是反对者，因为反对意见使决策更为审慎细致。我想重大决策就应该走这样的程序。
如何有为，如何有位
《华夏时报》：八个民主党派各有不同，您觉得应该怎么向社会介绍九三学社？
邵鸿：我想九三有三个基本定位：一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二是以科技界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参政党，三是追求民主、致力科学的参政党。
《华夏时报》：民主党派面临一个有为才能有位的问题。在参政议政过程中，如何突出九三优势，让建言献策更有前瞻性和科学性，更能获得执政党和社会的认可？在这方面，九三学社是如何去做的？
邵鸿：一方面我们要更加有意识地加强民主法制方面的参政议政；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努力提高履职水平，更有规划性、更有侧重和选择，更深入调查研究，真正把情况摸透，真正深入实际，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我们要把全党的力量很好地整合起来，还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种智库、资源，才能够真正提高我们参政议政的水平，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华夏时报》：九三学社近些年是很多全国两会“一号提案”的提出者，能否介绍一些九三的重大提案？
邵鸿：九三学社一直对科技、环保、教育、卫生、民生等方面高度关注，近些年提出一些重要的提案和政策建议。比如，2013年提的“一号提案”《关于加强绿色农业发展的建议》；2010年提交的“一号提案”《关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建议》。有些建议得到了国家的采纳，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益。比如保护三江源的建议就很有代表性，国家一期就投入76亿元来保护，还出台了《三江源生态保护条例》。又比如教育去行政化、教育信息公开的提案建议对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华夏时报》：今后几年九三学社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邵鸿：我想，我们首先还是会侧重科技、环保、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其次，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方面的建言献策。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积极参与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履行民主监督的政治职责，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依法治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我们要“明使命，干实事”。做好自己的事情，扎扎实实工作，真正为国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无愧前人，无愧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