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曼
今年9月8日是张爱玲逝世20周年忌日，相比她去世时的寂寞，近年来张爱玲算是“热闹的”，且有传记与纪录片问世，张一度还成为一种“现象”，但她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命运却是寂寥的，即或是在“张热”的台湾，也多是把张当做“异类”、“例外”来描述，而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比起内地文学评论家有意绕开张，台湾文学已呈现出价值的多元，而在内地却要尴尬得多。用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徐子东的话说，她的小说受欢迎的程度与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相称正反映出中国文学的焦虑。
时代是仓促的
20年前，张爱玲逝世在美国的一个寓所，孤独冷清，据说她的尸体几天后才被发现，但却安静祥和。有关她死后的描述恰可以印证：“她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脚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说明她死时是冷静的、有所准备的，这足可以抵消她孤悬海外的凄清，而算不上悲剧，而是她自我生命的圆满，但尽管如此还是构成了不同的解读，随后张爱玲的作品集在内地出版，随即掀起“张爱玲作品热”与“张爱玲再发现热”，且这股热浪不断，但终因她与胡兰成的恋情与1952年的出走，让她游离在主流文学史之外，也给很多的文学评论家留下一个难题，包括研究现代文学的钱理群教授、温瑞敏等，他们会把鲁迅、周作人、丁玲等并列，但却无法给张爱玲“归位”。近年来有一些年轻评论家，他们试图打破传统的“文学史观”，把一些边缘作家拉入了现代作家阵营，但还是无法把张爱玲放入一个显赫的位置，要么认为“张热”是受益于政治或者是受政治压制，而民间学者却喜欢把张爱玲与鲁迅并列研究，这本身就构成了“符号意义”。其实他们作品有内在的一致性，代表了“五四”以来文学上的两个高峰，但时代是仓促的，张爱玲在多年前就描述过这种匆忙，所谓的大时代往往很难留有个人的位置。“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很多作家后来被记住恰是因为他们与时代的关系，尤其是“五四”以来的现当代作家，他们都是因为直接参与到这个火热时代的救亡或者变革中，而后载入文学史，张爱玲恰恰是与时代保持距离，而且一直是带着审慎的态度，因此成为例外。正因为她的例外，可以穿透历史的烟云，而经历岁月沧桑，让人可以重新去发掘与品味，这对于她个人，则很长时间被限制在读者的阅读范围里，何曾不是一种“荒凉”，尔后的重现又何尝不是一种传奇。
一如她在1940年代写下的《?骉传奇?骍再版序》，也可说是她对自己的一个注解：“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以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个人的苍白与渺小
1941年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期间，她经历了香港被围、抵抗到沦陷的全过程。这场战争给她带来的死亡体验，可谓影响了她一生。“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人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这种生命的无助与无常，张爱玲其实在幼小时就经历了，家族衰落、父母离异，所以夏志清教授在解读张爱玲对“死亡的体验”及小说对“人性深度的挖掘”完全有异于她同时代的作家，就在于她的慧与觉，一种冷清与通透，可以穿透纸背，诉说人事苍凉。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说她不太喜欢悲壮而更喜欢苍凉，悲壮有一种力量但缺乏美感，苍凉更包含丰富的张力，它更有启示性，所以张爱玲与鲁迅在写作“无常”的人世时是不一样的，鲁迅的“阿Q”、“孔乙己”更有一种悲壮感，更具有符号与概念性，所以更具社会批判性，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却要真实与具体得多，有旧时代的没落贵族，也有市井小人，他们挣扎在物欲、情欲等人性的贪婪里，所以更反映出一种生活的底色与苍凉的味道，其实这更接近曹雪芹《红楼梦》的空与混沌，这也是张爱玲文学的宗教性与精神性所在，所以她能超越同时代作家多关注外界对个人的压力与社会转型矛盾而甚少关注人的内部矛盾。
这种体验也反映在张爱玲在对待人与情感的态度上。她寡言、甚少交友，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她只佩服苏青，在择偶上，她只看中心灵的感应，一种惺惺相惜的欣赏，胡兰成看到张爱玲也惊为天人，只因为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对应，所以张爱玲说唯有爱情是任性的，只有它能显现出人的真性情，而她小说中的婚姻多是不幸的，不论是曹七巧还是受过教育的白流苏，她们把婚姻当做生存的手段终究是悲剧性的，这也是中国女性的普遍命运，她们往往因为经济上的不独立就难以获得人格上的独立与个人尊严，加之旧道德与封建礼教对女性精神上的桎梏，她们很难走出自身命运，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一个典型的“受虐与施虐”的代表性人物，她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要立体与丰满，七巧从一个麻油铺的活泼姑娘嫁入豪门而后变成一个恶毒、变态的妇人，正是金钱婚姻交易对个人的扭曲。而今天，金钱依然在左右着大部分中国人的婚姻观，所以，几十年后读张爱玲依然现代。这就是张爱玲超越时代的“现实主义”价值，她首先看到女性不幸的根源更多是经济问题，而不全然是道德问题，这也是很多人批评她在道德上似是而非的原因，她不受任何热潮与主义影响，在1952年突然离开上海到达香港，然后到美国，这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回国潮正好形成映射，她在美国的孤独与国内作家火热的人生构成对比，所以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止庵说他最想写的传记就是《张爱玲传》，她与她那个时代所有作家、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她独立于时代的勇气与坚守，有多少人被时代裹挟或者被迫卷入时代，而张却是个例外，所以她在文学史上也难以归位。她的清醒只有隔开时空才被人承认是一种理性而并不归因于她个性上的孤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