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山
北大与清华之间的撕逼大战并未因新季开学而有半点消停之势，反而持续上演，两者或为生源或为学校排名而争得头破血流。然而，奇怪的是，在这热闹的交锋背后，无论当局者还是旁观者，谁也没有去反思两者在继承本校学术传统与精神文化方面谁做得更为出色，而这才是两校、实际也当是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灵魂所在。
事实上，两所高校均有着丰富的精神及文化底蕴，其中最核心的当为曾列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在北大同样有过任教的陈寅恪先生著名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简言之就是自由独立的精神，然而，这样一个办学理想与精神传承，近些年已有断绝之势，令人堪忧。
自由独立的精神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早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学者李慎之就曾撰文指出：“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合，其意义与作用则远非佛教可比，中国由此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中，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写道。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著名人权活动家、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杏佛先生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争取民权的保障是18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20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18世纪的工作。”
人权是自由主义结出的果实之一。在西方，自由主义及其人权之果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结出来了，遗憾的是，中国人到了21世纪的今天，恐怕还得为此继续努力，而作为这一精神在中国重要的传播基地之一的北大清华，则似乎早已将其遗忘。由此，学者刘军宁感叹道：“叹惋的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上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叹惋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来却仍然是那么的新鲜。”
关于北大、清华的传统究竟是什么，社会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其传统是拥护革命的传统、坚持爱国的传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如果说这一传统是所谓革命的传统，那么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两场性质根本不同的革命，而且没多少历史事实表明北大、清华与这两次革命有何特殊的联系；如果说这一传统是爱国的传统，那么爱国几乎是中国所有高校的精神，我们又如何将北大、清华与其他学校区别开来？如果说这一传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那么两校尤其是北大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又何止北大一所？况且，近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文化守成主义、虚无主义等，都是以北大为重要中转站和发祥地的。
综上所述，以上三点都不能代表北大、清华两校传统。
刘军宁曾对北大传统撰写文章论述，并于北大百年校庆时主编出版《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刘军宁表示，研究北大的传统，其实就是研究北大的独特性，研究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的那类东西；研究那些北大独有、其他地方没有或少有的东西；研究最能代表北大价值和精神的东西。
“如何找到这样的独特性呢？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听听那些公认为北大精神和传统化身的那些人物是如何界定北大的独特性的，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总结北大的独特性和传统的。”刘军宁说。
由是综合多位北大先师们的言论和文字，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大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而这同样也是清华大学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如果承认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能最精炼地概括北大的传统，那么，这一传统一定是自由主义的。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在《苦难与风流》中，北大老校长蒋梦麟这样写道，由此可见当时北大各种思想、各种流派、各色人等众生喧哗、公平交流的盛况。
清华大学则一直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出自1931年梅贻琦校长的就职演说。广聘名师，教授治校，历来是清华传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开篇有言，大意是说，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如果驶往大学的火车在入口即沾染了铜臭的腐蚀气息，那就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了。
没有自由独立这一精神的传承，资金再多、政策再好、生源再优也无法拯救中国的高校，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清华则尤甚，所谓排名也不过是虚名，最终也不会有多高，顶多是彼此间延续一个无聊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