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狂怒的民众攻击。当晚，国王路易十六被告知这一消息时，随即问道：“这是一场叛乱吗？”一位公爵回答说：“不，陛下，这是革命。”
一个新词从天而降。
正是法国大革命，给“革命”一词注入历史的意蕴。自此，近现代的历史，开始由“革命”改写，而“革命”也伴随着历史的硝烟，荡涤着一切的专制与黑暗，所以马克思称革命为“历史助产士”，又或“历史火车头”，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法俄革命，但托克维尔却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发出警告：“人们终将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旧制度，而是旧政权的复辟。”
1944年8月，诺奖作家加缪在其主编的《战斗报》中为巴黎从德国铁蹄下的解放呐喊，“这个刚刚降生的可怕婴儿，就是革命……今晚还在战斗的巴黎，明天就要发号施令。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正义。”但他很快从革命退回到反抗，认为革命必将走向专制主义，于是提出“相对革命”的思想。
多年后，阿伦特在《论革命》专著中提出一个问题：革命，到底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还是社会经济的变革，她对比了美国与法俄革命的不同，最后断言法俄革命不成功，因为美国实行了统治形态的变革，这种观点被战后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吸收，也引起争议，该如何评判革命的成功与得失？林贤治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革命寻思录》里有较系统的阐述，他旨在厘清“革命”与“革命性”，革命的实质与革命的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英国、美国、法国与俄国的具体历史语境与现实做了比较研究，让我们可以全面了解革命的成因和它与暴力的关系，革命的正义性与暴力的合法性之间的必由之路，革命在什么时候会导致“盲目暴力”等，也许正如南斯拉夫学者伊沃·安德里奇所说，“没有任何人的蜡烛可以一直照到天亮。”
加速或延缓取决社会合力
《华夏时报》：上世纪90年代，很多学者纷纷“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还有《告别革命》的专著出版，这可能是知识界意识到革命带来的破坏性，于是学界达成短暂的共识就是“理性与建设性”，但近年来“革命”话题又再次“回到学界”，1年多前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热销书并掀起了讨论热潮，这种变化是不是也在回应现实语境的变化？
林贤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热卖，据说是出于官员的推荐。果真如此，回应现实语境的推论应当是成立的。托氏著作内涵丰富，要说回应现实语境，至少涉及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倘若不是持续深入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那么自下而上的革命就会取而代之。就是说，与其被动，不如主动。再一个观点是，革命不会产生什么新东西，结果无非承袭旧制度而已。潜台词是：革命完全没有必要，稳定旧制度就是一切，还是“告别革命”那一套。总之，利益不同，立场不同，动机不同，从托氏著作中所看到的也就不同。
《华夏时报》： 你的《革命寻思录》是一部关于“革命”的研究专论，里面也提到了托克维尔的这本书，托克维尔应该说是“改良派”，他并不赞成“大革命”，但最后革命还是不可避免，他基本认定是旧制度催生了法国大革命，但很多人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是改革导致了革命发生，于是乎有学者认为如果当时路易十六加强社会控制就可以避免大革命，你怎么看？
林贤治：所谓改革导致革命，在这里，改革只是导火索。就是说，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也即旧制度被改变的程度必须超过、至少达到人们的期待值。如若不然，假改革，真保守；或小改革，大保守，都一样行不通，革命还是会适时而至。至于说试图加强社会控制就可以避免革命，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革命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而且还要看到，加强社会控制也有两种结果：一是延缓旧制度的命运，一是加速旧制度的完结。加速或延缓，取决于各种条件的合力，控制本身不是决定性的。
革命一定是与自由相关
《华夏时报》： 你在《革命寻思录》里比较了英国、美国、法国与俄国的革命，他们都始于反抗，这是革命或者说变革的正义性，但为何英美革命最终走向了自由、共和、宪政，而法国、俄国的革命却走向了激进、暴力甚至“反革命”，这除了领导革命的人不同，是不是也与社会结构、经济状况、文化相关？
林贤治：革命的结果不同，当然跟条件有关：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包括革命过程本身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都有。单是观念因素，意识形态，也会直接影响革命目标的实现和新的政治实体的生成。
《华夏时报》：为何阿伦特断言法俄革命不成功，相反她推崇美国革命，而我们通常的理解是，美国是争取独立的反殖民运动，而法俄才是真正的革命范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解决社会贫困问题。
林贤治：法俄革命与美国革命就起因和形态来说，确实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只要被称为革命，就一定是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当然，革命要解决专制、腐败、贫困、不公等诸多社会问题要比单纯解决一个殖民问题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
《华夏时报》： 托克维尔评价法国大革命得失时认为相对于旧制度，并没有做什么改变，这恐怕也是很多学者“告别革命”的理由，因为我们诉诸“暴力”带来的并不是一个统治形态的改变，那么“革命”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我们该如何评价“革命”的得失呢？
林贤治：革命本身即意味着旧制度的改变。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即使最“彻底”的革命，也不可能完全消灭旧制度；就是说，旧制度必然地在革命产生的新政体中有所遗留。至于遗留（或改变）的多或少，则因革命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这个问题不宜抽象地、笼统地论证革命的得与失，而应当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地追究、分析某一场革命的得与失。
《华夏时报》：革命与革命性究竟有什么不同？
林贤治：革命性是构成革命的要素，藉此决定革命的性质，把革命同—般性改革或反抗区别开来。要论革命，就必须分析革命性。革命性指集体反抗行动的现代性，体现现代的价值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人民主权的原则等。一般来说，现代性具有开放性、正义性、进步性，但也未必尽然。如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其标榜的革命在某些方面，特别在技术层面具有“现代性”，而实质上是反动的，反人民、反人类的。
《华夏时报》： “革命”的破坏性，即很多革命家都论述过“暴力”的正当性，它与反抗的合法性是相关联的，但结果往往把暴力作为一种目的，也就是“革命”的异化或者说蜕变，这种不可控的流血冲突也是困扰很多人的地方？
林贤治：一般来说，革命过程很难避免暴力。但是，暴力使用的多少，—样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就说近因，也是由斗争的情势决定的，并非—定产生“盲目暴力”。真正的革命和革命者，一定会设法极力避免暴力的盲目性。
《华夏时报》： 如何理解亨廷顿所说：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
林贤治：一个社会要是受到革命威胁，那么距离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刻将不会太远，所以不能说是无望的，相反恰恰是希望所在。至于说真正无望的社会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我的理解是，革命所以无法进行有两种情况：一是统治者绝对高压，使社会组织难以出现松动、变化或重组；二是潜在的革命阶级的蜕变。比如中产阶级，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有革命的—面，也有保守的—面。这样，统治者就完全可以采用“面包加马戏”的现代版进行腐蚀，鼓励全社会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以个人物质条件的改善，瓦解革命的精神性因素。但是，应当看到，只要历经改革，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尖锐而得不到根本解决，只要人民的不满情绪高涨到一定阈值，社会是无法避免革命性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