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新书《21世纪资本论》的发布在美国掀起了“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政治经济大讨论，而早在皮凯蒂之前，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创立了家庭消费、生活水平和贫困水平的新的估算模型。并于2013年出版了《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该书入选《福布斯》2013年最佳图书及《彭博商业周刊》2013年最佳图书。
安格斯·迪顿1949年生于苏格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外交学教授。迪顿从英国剑桥大学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1983年移居美国后至今一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
2015年10月12日13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2015年瑞典国家银行经济学奖授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表彰他在消费、贫穷、福利领域的卓越研究贡献。
在诺贝尔奖官网上有这样一段话：物质和服务的消费是人类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安格斯·迪顿更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消费”的多方面认识。他研究对人类福利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尤其是针对贫穷国家。他对个人消费选择如何影响国家经济的研究，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变革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次迪顿获奖是基于他在三个方面的成就：迪顿和约翰·穆艾保尔在1980年共同创建了不同商品需求估算体系；1990年左右迪顿对消费和收入关系的研究；近几十年迪顿通过对家庭进行调查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和贫困问题。
数据和消费研究领域的先锋
安格斯·迪顿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评估国际福利状况。他极具开拓精神和远见。早期迪顿作为一位无懈可击的理论家和计量经济学家，获得声誉。他最著名的创造是1980年与穆艾保尔共同建立的不同商品的需求随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改变的评估体系。
过去的35年中，他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贫穷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极度缺乏可靠数据。迪顿的研究并不停留在理论假想层面,他多年来坚持用数据来说话。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事务和政治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克里斯托弗·布莱特曼描绘了15年前在哈佛大学读硕士时候的故事：一个暑假他受雇于自己的教授，去印度进行入户调查，调查每位家庭成员的日常活动、收入、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和食品及物品的消费情况。由于对入户调查方法一无所知，他带去的两本安格斯教授所著关于入户调查方法的书籍起到了莫大的帮助作用。安格斯教授的书中详尽地描述了每一种计量经济状况的模型。
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苏雷什·奈杜则评价说：“无论是要进行扶贫项目评估，还是要分析不平等的发展趋势，或是学习发展经济学实践，都必须要有计量方法作铺垫。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搜集才能对贫困进行评估。迪顿在计量方法上作出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贡献。”
布莱特曼还指出，现在我们使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比如乌干达的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数据、非洲科特迪瓦共和国的人口消费情况数据，是几十个个人和组织通过不断努力、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迪顿就是这些人中的先锋人物。
乐观的怀疑主义者
安格斯·迪顿还以谨慎入微著称。他认为世界如此复杂，仅仅用简单的理论来概括常常很危险。他经常质疑一些受到广泛支持的理论模型。
《纽约客》资深媒体人约翰·卡西迪描述了他与迪顿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股票上涨、消费支出也在上升，我打算写一篇关于股票价格上升导致个人消费增加的文章，因此我打电话给迪顿，希望从他的采访中获得一些支撑这一观点的论据。然而他却给我上了一堂课，他认为评估所谓的“财富效应”很难， 依据总计数量来对个人消费下结论很可怕， 他还给我讲了美国财富分配不均衡问题。最后迪顿还说若是他自己，在数据不够的情况下，不会对股票市场如何影响经济的其他方面下结论。
这就是典型的迪顿。然而，在怀疑精神之下,迪顿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及人类的发展都感到乐观。
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描述了自己的父亲从一个矿井工人，到被应征入伍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侥幸逃脱死亡，之后通过继续学习获得技能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的经历。
迪顿获诺奖后，10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为他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他表示自己从不那么富裕到生活相对富足对于他的“不平等研究”是十分宝贵的经历。对于未来，他非常担忧，他认为不平等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峻。
（本报记者温彦卿综合编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纽约客》杂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