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曼
继“《查理周刊》”、“犹太超市”遭受恐怖袭击后，近日巴黎音乐厅与几大公共设施再次遭受恐怖袭击，而且伤亡人数之众与其“无差别杀人”方式让人不寒而栗，相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站在“杀人者”一方，不管对方是出于何种良好的动机与特殊的宗教偏好。很多人不禁会问：为何是巴黎？是法国的“移民政策还是自由、多元文化价值”出了问题，还是法国没有更加包容的政策去融合这些边缘群体？进而有人担忧欧洲文明会不会走向衰落，他们信奉的“自由、法制、民主”等现代文明准则会不会受到挑战，我们该如何认识恐怖分子与ISIS的极端宗教信仰与新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它会不会成为新的幽灵笼罩在自由世界，这些都促使我们去重新思索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及极权主义的变种。
意识形态的变种
作为亨廷顿学生的福山并不认同“文明的冲突”，他认为“自由、民主”最终会终结历史，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而21世纪伴随着全球化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非但没有终结历史，还使文明的裂缝在加大，传统政治势力与地域文化在得到复兴，而这一结果却在不同程度阻碍“民主”化的到来而让专制与极权势力得到了加强，从而导致地区冲突、区域动荡与世界的不安。福山最近调整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国家力量在实行“民主”中的作用，也批评了专制暴力将给国家与个人带来的灾难，但他并不同意亨廷顿的“文化冲突”将取代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在亨廷顿看来，随着二战自由世界的胜利与冷战的结束，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竞争将告一段落，最后世界会演变成文明-文化间的冲突与竞争，即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学者刘军宁却不同意亨廷顿过于乐观的结论，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冲突依然会存在，虽然不是以国家的方式，但是会以极端宗教信仰与个人极端组织等形式并会演变成新的意识形态代替旧的意识形态，这将是一种落后对抗文明，即专制、暴力对抗“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方式，而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因为文明会包含着对话、理解与认同，但意识形态的较量与非文明才会带来杀戮，用诺奖作家奈保尔的话说这与其说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文明的失落，他在上世纪70年代就对伊朗革命持质疑的态度，却遭致萨义德等左翼知识分子的攻击，他们认为奈保尔对伊斯兰与第三世界文化充满偏见，作为“伊斯兰文化”的辩护人，萨义德与今天生活在欧洲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一样，其实他们并没有中东生活经历，他们享受着西方现代生活，却幻想着一种辉煌的过去，萨义德把同情伊斯兰的革命与文化上升为一种“反殖民文化”的道德批评，让很多知识分子与普通读者也逐渐认可了非西方文化的“独特性”，一种不同于西方价值的异质文化。而奈保尔却深入到伊斯兰文明中，用7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伊斯兰的几个国家，并与众多信徒做了深入的交流，包括政府高官、宗教领袖与普通信众，他发现伊斯兰教的活水，并不从内部涌现，他当初担忧的伊朗革命、巴基斯坦文化复兴与马来西亚“反华思潮”在今天看来，无疑都具有预言性。我们不妨再次跟随奈保尔的脚步，走进他的《信徒的国度》，或许会更多了解ISIS等极端分子的思维与形成根源。
无知抑或偏见？
上世纪70年代，伊朗受“世界革命”影响，也掀起了“德黑兰”孪生革命——宗教与共产主义革命，旨在推翻亲西方的伊朗国王与他的现代化运动，结果国王被推翻了，却并没有迎来一个更开明的政权，而是霍梅尼上台，伊朗变成一个更为专制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后来共产党人被全部镇压。
霍梅尼自称是真主旨意的诠释者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伊朗革命就是献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的大礼，当年奈保尔就是怀着对“800多年前就消失了的伊玛目如何又活在了伊朗人民心目中的疑问”走进这个国家的。
奈保尔来自于特立尼达岛一个穆斯林、印度人构成的社区，尽管他生活在穆斯林人群中，但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多多少，尽管他曾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庆典、各种纪念先知的游行活动等。他也只能从外围观察伊斯兰，发现这个宗教的辉煌史迹仅止于遥远的过去，伊斯兰教不曾促发诸如文艺复兴的盛况。伊斯兰国家，不是沦为殖民地，就是专制国家。而且，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挖到原油以前，都穷无立锥之地。而在美国电视节目中，一位戴面纱的妇女正在为伊斯兰教如何保护了妇女辩论。朝代更迭，世事变化，女人，她们还需要面纱的保护吗？这一切疑问促使奈保尔走进了伊朗与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几个国家。
他在1979年踏进的革命后的伊朗果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他入住的希尔顿酒店已经有两个多月没人光顾了，说明这里的娱乐被取缔，伊朗社会正在“净化”。接待他的店员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他告诉奈保尔其他店员与他一样，都喜欢收看宣信节目。在伊朗，他们开口闭口谈的是一致的信仰与行为。这种单一意志推翻了国王与他的武装部队统治，接下来大家只要团结一致，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而当时奈保尔看到的是伊朗整个国家，旅馆也好、城市也罢，效率极其低下，社会正在丧失活力，尽管他们有信仰与纯正的生活，但这些都无法转变为过去一样的荣光。
随后，奈保尔拜访了霍梅尼前支持者，一位博学的中世纪学者、毛拉沙里亚特，他曾在一位经济学家门下，主修哲学与天文学，他曾推动了伊朗革命，但在与霍梅尼的较量中，已经渐居下风。
他痛恨国王的原因是国王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在毛拉沙里亚特看来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妇女的权益，而伊斯兰教对妇女的保护，就是多妻制，这与中国传统婚姻制类似，不过渴望回到传统的中国男人只能在暗地里施行。
相比现代法律，霍梅尼的伊斯兰教法官执法简单快捷，奈保尔采访了霍梅尼最信任的法官。他在库姆一次执法就判决了45人，据说他用了30多年时间研读伊斯兰法，他援引伊斯兰教法，判决毫不犹豫，当他坐镇库尔德城镇时，有个狱中服刑的家属前来喊冤，抗议服刑人被拔了三颗牙齿，结果法官下令当场拔了施虐者三颗牙齿。
“这就是伊斯兰式的司法正义，速审速决，直接体罚在人体上，效果令人满意，正好符合单纯信仰的需要。”
1979年8月，霍梅尼在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发表了演讲，在奈保尔看来这正好可以佐证伊斯兰学究代代相传的中世纪“逻辑与修辞”精髓，这是一个绝佳的案例。霍梅尼说：“民主人士讲到自由的时候，背后都受到一些强权国家的教唆。他们只是想引导我们的年轻人沉沦堕落……假如说，这就是你们真正的目的，那么，没错，我们就是反动分子。你们将道德堕落当做自由。”
霍梅尼对信徒发出的呼唤，正体现了伊朗人的困惑，如今也是伊斯兰文化的困惑：一个在11世纪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在中世纪后期掌握了石油与金钱，意识到权力的力量后产生困惑。他们感知到周围笼罩着另外一种新颖的强大文明，一种他们无法支配的文明。他们只能不断排斥抗拒，同时，又深深依赖这种文明。
这种困惑，也在其他的文化体：印度、非洲、东南亚等地方存在着。
现代性困惑
与巴基斯坦、非洲等地不同，马来西亚的伊斯兰信仰并不是阿拉伯战争扩张的结果，而是来自伊斯兰教的文化传播与影响，当地人除了信奉伊斯兰教还残留着部落早期信仰与印度教自然神论等，但在马来西亚的现代社会转型中，伊斯兰文化却得到了复兴。
奈保尔采访的马来西亚伊斯兰教信徒莎菲就来自马来西亚北部地区哥打巴鲁，尽管他生活在现代都市，但他怀念的却是纯净未受污染，有虔诚信仰的村庄。
他们为了再现小时候的乡村生活，如今忙于在大都市打造伊斯兰生活社区，旨在恢复一种古旧的、平和、正信的生活方式。
而对于华人，他们却充满了偏见，认为他们都是来剥削马来人的。在他儿时的记忆里，华人生活就是脏乱、不洁净、充满铜臭性，而且不喜欢公共生活。
由于对历史的一无所知，他们只能活在自己的困境中。感觉身为一个马来人，自己却两手空空，机会都被华人抢了去，他们只能暗自期许，回到自己的信仰中。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唯一要紧的，就在于宗教信仰正确与否。只要建立正信，一切都水到渠成。
“穆斯林力求与自然共存，而非穆斯林，尤其是西方人，只想征服自然。”
“华人种瓜栽花都是为了商业上的目的，马来人则是为了追求唯美。”
可在奈保尔看来，马来人的房屋与华人房舍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究竟是宗教情感还是对自身历史的无知把他们推向了现在的窘境，还是一种文明的失落心理？
在奈保尔看来，说到底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现代性困境，在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这些逐渐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唯有躲在传统文化与信仰里寻找安慰。而参加伊朗革命与其他宗教极端组织的年轻人，他们在伊斯兰教的潜移默化与人格养成中，远比他们所意识到的多得多，而且他们会把这种逆转伊斯兰的激情，投射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远景，一个涤净、纯真的社会，也即新的乌托邦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