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cc）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在美联储加息与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共同成为本周市场关注焦点的背景下，人们非常关心正在举行的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有哪些重要的讨论和部署。《华夏时报》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接受专访做深入分析。刘元春认为，美联储加息的利率有多高、步伐有多快，这是目前制定决策要充分考虑的因素。他还表示，如何在目前背景下保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这是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的全新挑战。这意味着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关注的明年经济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就是控风险，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
当前需要打组合拳稳定预期
《华夏时报》：美加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的影响您怎么看？
刘元春：关键是要看美联储加息的利率有多高、步伐有多快，这是目前制定决策要充分考虑的因素。
中国11月份外汇占款又下降3000多亿，目前资本外逃压力很大。同时，人民币加入SDR，今年进行了汇改和资本项目的调整，以及推行了利率市场化，这些因素令明年整个宏观经济的框架与今年相比，将有重大调整。这将是一个全方位开放时代的宏观经济战略的定位。在这样的环境中驾驭中国经济，保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和调整的有效性，就必须充分考虑到美国加息的因素，考虑到欧洲央行的举措，考虑到明年英国是否会脱离欧盟。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新兴经济体会否出现二次探底。
如何在目前背景下保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这是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的全新挑战。这意味着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关注的明年经济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就是控风险，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
《华夏时报》：从决策层决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观察，若允许人民币与强势美元脱钩，如何防止汇率出现大幅波动？
刘元春：由于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8·11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让人民币中间汇率形成机制有根本性改革。现在又推出人民币指数，这是希望参考一篮子汇率给出的人民币汇率指数。盯住一篮子，就意味着在强势美元下，人民币有一个贬值周期。这个贬值周期可能要避免几个问题。一是避免形成强劲贬值的预期，因为一旦贬值预期进行自我强化，会对中国经济不利。二是防止汇率过度高估对中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冲击，因为当其他经济体货币都在贬值，而人民币若还在挺，与美元绑在一起，中国就会过度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的成本。三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人民币汇率单日波幅范围，这将使目前那些做空人民币者的套利空间被挤压。四是要加强宏观和微观的审慎监管，即对于资金的流入流出要加大监管力度。
在人民币汇率上，中国正面临很大挑战，需要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以形成未来相对稳定的预期。
政策组合表述会有重大调整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您和您的研究团队已经预判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的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存在持续下行的压力，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应对之策的建言，我们想知道中央政府真正有可能采取的应对之策会是什么，您对此有何预测?
刘元春：我们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言在向全社会公布的同时，也希望能为高层领导做决策提供一点参考。但我们是从学院的角度来做的判断，而高层领导的决策是综合平衡的结果。
从最近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总书记最近多次讲话中看，高层对宏观经济的认识已很明确。
在对于外部环境的判断上，认为世界经济在本次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仍在继续，复苏乏力，一些地缘政治因素、恐怖主义因素等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实际上也对明年中国外贸形势做了一个预判。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对于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因此需要防止世界性的在经济和金融等各种层面对中国经济的近乎崩溃性的冲击。习总书记在乌镇本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也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走出下行趋势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要创新。由此来看，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会延续中央政治局关于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的判断：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中国依然处于战略机遇期，新的增长亮点和结构性调整仍会持续全面展开。这应是主基调。
《华夏时报》：中央高层近来多次强调明年要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必须继续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应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从这一宏调走向看，您估计2016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有怎样的基调，改革会有哪些新内容？明年政策重心会有哪些变化？
刘元春：从去年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方式上看，虽然总的基调不会有大的改变，但个别表述会有重大调整。
第一，承认存在一定下行压力；第二，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控风险的总基调与去年差不多。但政策层面，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但加了两个很重要的新提法：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两点，说明高层在政策层面将有重大新举措。首要举措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改革将全面推出，并将在产业政策方面有一系列新举措。比如减轻企业负担，简政放权，存量调整，等等。特别是房地产存量调整，已被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既在增量上做文章，也在存量上动刀子，将会下决心真正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创新驱动战略，而展现凤凰涅槃般勇气。这同时也表明高层为此已做好了很多准备，比如在社会保障托底方面。最近大家看到武钢已开始裁员，这预示着下一步国企裁员将全面展开。
所谓改革要实，结合前一次深改组会议所部署的2016年改革重点、难点来看，将会有重点突破和全方位实施，将要在关键点取得重大成就。习总书记所提出的改革要“蹄疾步稳”的新表述，说明在改革上将要下更大决心。并明确要求在一些重点领域改革比如国企、财税、环保等要有突破性进展。这些都将是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主要着墨之处。
从中央的布局来看，对目前新常态处于的阶段性状态把握得比较稳，认为在一些实质性调整方面要做大文章，为下一轮中高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由于明年经济状况将与今年不一样，继续推行宏观政策的一些旧表述，将会加进新内容。比如过去提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稳健的货币政策，明年我们将会发现在不同状态里，积极财政政策所实施的方式、传递的路径将会不一样。稳健的货币政策，其稳健的内涵在不同状况下也不一样。这些政策组合的表述虽然一样有连续性，但其内涵，相关具体举措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些都值得关注。
消化库存将有创新方案出台
《华夏时报》：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进一步放宽产业准入的限制、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等方面，将会有哪些具体指导意见出台，力度可能有多大？
刘元春：每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规定下一年的经济工作方向，整体部署下一年经济工作。其中内容分板块首先关注宏观调控，其次关注农业，第三会关注区域，第四关注民生，还会关注产业政策等方面。一些具体举措、新的指导思想，表述的都很明确。这些都相当于提出下一年国家经济工作的最高纲领。
产业准入方面可能会削长补短，对于产能过剩领域，要进行限制性准入，要提高进入标准，提高进入的门槛。这体现出对市场监管的力度将有所加强。但对于供给不足的领域，比如中高端制成品领域、一些服务类产业领域，将会采取全面鼓励进入的政策。这其中当然要包括削减进入门槛，更重要的是要破除行政性垄断，还要通过简政放权，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玻璃门、弹簧门局面。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石油进口权已经放开，增加了四家拥有石油进口权的企业，而不再是“两桶油”所能垄断。这是实质性的破除垄断。
对于传统的为国企所垄断的行业，一方面可能会通过重组的方式将一些高债务企业重新兼并、重构，同时可能会引进一些战略型投资者以鼓励社会其他资本进入；另一方面可能会通过国企混合制改革，通过一些业务拆分的方式，鼓励社会其他资本进入。对于更重要的基础性公共服务领域，将会通过大规模推行PPP模式，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在战略型新兴行业，可能会通过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基金，鼓励新的投资主体出现。这些组合拳今年已开始见到端倪，但明年其力度将会全面加强。我们将会看到，一方面是限制进入，是存量的大规模调整，这在短期内对经济会有下行压力，但另一方面的大规模简政放权的放松，大量的基金性质的补贴和扶持，以及一些国企所有制改革，将实现一些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多层次化，促进供给端的发展，释放中国经济的需求潜能，从而形成新的动力。
增量和存量的调整，总量和结构的调整，两个一正一反，将形成某种程度的平衡。这是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
《华夏时报》：结构性减税方面会否出台新措施？
刘元春：曾经很多人呼吁结构性减税应转变为总量性减税，但我认为目前时机还未到。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不会提总量性减税，而是会很明确提结构性减税。但应该注意到，营改增在服务业的减税效能大幅度降低，因此明年减税载体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会实施一些新的工具。一些企业可能会认为自己原来的营业税是包税，营改增之后不仅没减税反而加了税，明年可能会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调整。
《华夏时报》：债务通缩陷阱正在引起高度警惕，对此您怎么看？为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陷阱、防范金融风险，将会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
刘元春：债务通缩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政府高度关注债务问题，控风险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极高的企业债务。极高的企业债务导致一些非规范金融规模太大，最近暴露出的几个相关大案都高达数百亿人民币，显露出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对于僵尸企业的清理和对于一些高债务企业的调整，以及对于地方债务的进一步置换，都将是政策重点，将会放到比较重要的位置上。由于CPI仍在1.5左右，通缩问题的现状在明年可能会维持，但PPI由于今年基数很低，其明年账面可能会好看一些，所以预料明年通缩压力或稍有减轻。然而明年债务问题会更严峻，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所着眼的将不会是学理上的债务通缩效应，而是高债务风险如何化解的问题。
《华夏时报》：房地产调整和产能过剩被认为拖累了经济增长，明年的态势会怎样？去库存过程您预料将有怎样的政策布局？
刘元春：首先要明确的是，房地产市场总量过剩，结构过度分化，这两个定位要清醒看到。但也要看到，房地产市场复苏总体状况还不错，比预期要好，只是其潜在风险很严重。总体过剩是历史上最严重的过剩状况，结构过度分化导致区域间资金转移压力太大。在目前复苏路径下，中国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出现三四线城市全面崩溃的局面。因此，存量调整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相关措施必须要出台。目前方法已很明确，一是由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方式将公租房、廉租房转移成农民工住宅用房；二是出台一些非常规性刺激政策释放需求；三是可能会通过成立住房银行来化解累积的问题。
目前住房库存大规模集中在三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城市，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三四线城市的住房库存还在快速增长，其销售价格仍在下降。目前如果不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差别性处理，三四线城市住房市场一旦出现崩溃，很有可能引发全局性问题。这一点已是学界和政界共识。中央政府下一步可能会进行一些战略举措的摸底，各地将会因地制宜提出消化库存的一揽子方案。这将是经济工作会议里必定要提到的内容。可能要出台一些超乎我们前期判断的创新举措，因为，现实可能比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报告要更为深刻。
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目前已很明确的是，要投入6000亿人民币。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由于地方承受不了企业破产所带来的冲击，往往一个企业的破产就会导致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区域的崩溃，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的介入。一方面社会要托底，另一方面要强化顶层设计，要有通盘的退出机制的设计，有成本负担机制和限产标准的设计，以形成利益、风险共融机制，才会在化解产能问题上取得进展。因此，将会有相应的政策出台。
需求侧管理地位不可弱化
《华夏时报》：在推动经济稳定增长方面，您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政策建言?
刘元春：第一，仍需要认识到2016年宏观经济在总需求方面的压力，因此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管理虽然要双管齐下，但需求侧管理的地位不仅不可以弱化，而且还要更进一步强化。供给侧管理致力于推动中长期增长，其效果本质上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制度调整才能获得。因此从稳增长的角度看，核心要点依然在短期政策上要有所发力。第二，供给侧发力的核心在于，要通过构建激励相融机制发动社会各阶层积极性，使得积极财政政策能够真正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够真正稳健。第三，要高度关注全方位开放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新挑战。
明年经济只有真正稳住了，才能会为供给侧改革赢得时间。否则，都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