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灏
当今时代传统媒体的价值何以体现？中国舆论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革？我们看到，一些传统媒体已将“及时传播有价值思想”放在了更重要位置，一些新型智库也更重视与传统媒体的深度合作。这或是正在中国舆论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变革趋势：传统媒体及时传播有价值的最新思想才能立足，新型智库让有价值的最新思想成果及时得到更有效传播才能发展。而这恰好顺应了时代变革的需要。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深刻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近日举办的首届“智库发展与舆论传播”研讨会才引起了海内外关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机构的近20位专家学者，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日报》、《华夏时报》、中国网等媒体或智库机构人士到会，就如何构建智库发展与舆论传播的良性机制进行深入交流。
智库与传播的更新
“全球化时代，智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问题时所倚重的一支重要力量。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智库发展应该乘势而上，也应该重视舆论传播的作用，助推智库影响力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吴付来的这段话清晰地阐明了人大国发院重视舆论传播的心态。
人大国发院是人大集中该校优秀人才资源重点打造的于2013年6月正式成立的新型高端智库，并于2014年底根据高层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策指向和各项要求进行了全面重构。据悉，该智库送往高层的许多决策咨询成果报告获得总书记、总理批示，许多专家、学者可以直接向最高领导人建言献策。人大国发院去年并入选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智库百强排行榜”。法学博士靳诺、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所领导的人大国发院被认为是发展最为迅速的新型高校智库。执行院长刘元春、副院长杨光斌、王莉丽、伍聪等，也是颇有建树的学者，在他们的推动下，已经与一些媒体初步建立了有关人大国发院智力成果发布的机制。
但正如智库问题学者王莉丽博士所言，思想创新和舆论传播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两翼，二者共同构成了智库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充分重视智库的舆论传播，全面提升中国智库舆论影响力是智库建设中需要不断探索创新的领域。
中国智库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与解决思路是什么？中国智库舆论传播需要直面哪些问题？如何构建智库发展与舆论传播的良性机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背景提出针对性建议和对策。归根结底的问题是，应该采取哪些顺应趋势的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提出了变革形态的问题，他认为，智库的影响力构建离不开舆论传播，只有智库研究和舆论传播密切结合才能扩大智库的影响力。智库研究加上出版的深度传播，再加上媒体的广度传播，这是智库发展与舆论传播的新形态。
《中国日报》副总编辑高岸明则强调国际传播，认为智库和媒体在国际传播层面应形成合力——首先是要把握规律，媒体应充分运用智库的资源提升传播的权威性、有效性；第二是加强有效对话；第三，智库建设应面向高端和主流。中央党校报刊社副总编辑杨英杰则建议区分智库舆论传播中的话语类型：政治型话语、学术型话语和社会型话语。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认为智库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要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只有研究影响到决策层，被决策层吸纳，才能实现它的价值。他还认为中国智库应有一些研究成果和理论创新抢占国际舆论的制高点。
从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出，对于人大国发院提出的建立聚焦于“智库发展”与“舆论传播”的良性机制，这一具有较高战略视野和预见性的判断，有必要给予赞同积极支持，“智库发展与舆论传播”现在需要更具有全球意识、历史意识、问题意识和专业意识，以保证智库成果更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同时又对接中国国情，最终提升传播的理性程度。
智库与媒体的共谋
“智库和媒体之间具有融合发展的天然特性”，《光明日报》智库版主编王斯敏说。从媒体角度看，如果智库的价值在于制造有价值的思想，那么传统媒体的价值就在于及时传播有价值的新思想。有价值的新思想部分来自于记者本身的研究分析和创造，部分来自于智库学者的研究分析和创造，如果二者共谋，是否能创造出重要的有价值的思想，以共同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只有当智库的专家和思想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各界进行传播时，才能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策制定者与事件进程，因此媒体和智库最共同的价值特征，就是在社会化传播中影响舆论、引导社会思潮。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有这方面的研究指出，在美国智库发展的早期，美国的书籍、政策简报、杂志等都是其非常倚重的传播渠道。而与那些已经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拥有舆论引导力和话语权的主流媒体合作，则是智库社会化传播的重要策略之一。比如美国的胡佛研究所就十分重视那些历史悠久，持续影响社会精英群体的主流报纸，不断在各大报纸刊文发声。而这些刊发于美国主流大报的重要文章又常被其他报刊或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所引用，进而产生舆论的热点，为胡佛研究所成为整个美国思想潮流中的中流砥柱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互联网时代，人人拥有麦克风，舆论的形成机制悄然发生改变，开拓新媒体传播平台是当下智库社会化传播中的重要策略之选。尽管如此，智库仍需要与公信力最高的传统媒体深度合作，把握舆论话语权。
一些学者认为，媒体和智库，二者的结合必将推动负责任且具有影响力的舆论形成机制出现。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媒体生产对于时效性的强调和呈现的碎片化消解了政策辩论的严谨与理性，破坏了思想逻辑的完整和深度。对于媒体曝光度的强调，还会让智库学者将更多精力和注意力放在政策评论而不是政策研究上，导致智库成果更多关注当前事件和热点问题，而不是进行前瞻性的预测与分析，这势必损害智库的生命力。
被认为是这方面好的案例是：人大国发院坚持打造公共政策问题的交流平台和空间，同时启动智库专家和媒体代表共同参与的选题会模式，一方面发掘智库研究的思想深度和专业厚度；另一方面，借力传统媒体的敏锐度，实现二者的强势合作与优势互补，以提高舆论引导的品质和智库研究的方向性，发掘“咨政”与“启民”的最佳结合模式。
推动媒体与智库进行更好的融合发展，发挥两者在舆论监督、咨政建言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传统媒体增强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重要路径。相关的变革，相信会继续发生，因为这是大势所趋。
关于智库与媒体合作的未来，《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吴焰说得到位：媒体和智库之间的合作是双赢。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媒体与智库对接的契合点，既要保持专业化，不要为了吸引眼球而过度通俗化，又要紧扣热点问题，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时效性。
传统媒体尤其是像《华夏时报》这样专业的财经媒体，它的评论板块或理论板块对文章品质的要求越来越强调：除了背景、热点问题的深入分析之外，最重要内容是趋势判断和政策建言。而这恰是智库一向所长。美国智库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有效地增强了政府前瞻性、判断力和决策科学性，这与美国媒体的推动作用分不开。当代中国智库的影响力能否全面提升，如何全面提升，这可能需要考虑如何进一步加深与媒体方面的合作。媒体与智库也许可以共谋，共同为社会发展贡献思想的力量。
（作者为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