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惠鉴：
暌违多日，甚念贤劳。寒灯夜雨，殊切依驰。
观望进入新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之背景，本周最受瞩目焦点，当数美联储1月26-27日货币政策会议最终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看来，悲观主义者暂占上风。但无论3月份加息共识能否形成，有一问题不可避免：2016年全球市场会否再度因美联储加息而即刻陷入动荡下挫之中？
人称A股市场震荡、人民币汇率波动乃2015年中国市场的大事件，而美联储加息、人民币加入SDR所构成2015年全球金融市场大变局延展至2016年，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或正相互为困。然也？非也？
若观经济面或可发现，中国经济运行呈现明显分化。尽管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仍在深度调整中，经济转型升级继续推进，但新产业、新业态规模相对有限，新动力成长不足，尚难对冲传统动力之衰，仍将造成GDP增速继续回落。尤其有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深刻烙印之大型商业银行急需转型，否则将会遭遇更严重经营困境。而对中国经济前景较悲观预测正来自官方：可能出现L型增长阶段，而非V型和U型反转。
观金融面，2016年年初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加速贬值。历史上，每次美联储加息及由此助推美元升值周期，均导致其他货币汇率下降，各国美元债务负担加重，资本外逃甚至带来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许多国家经济陷入危机，上个世纪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等皆为例证。
当今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央行货币政策中性适度，相比美国经济和政策反差强烈，恰逢中国金融开放期，压力或将延续于整个美元加息周期。
观政策面，中国供给侧改革正试图通过改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促进人力资源、资本、技术进步三大生产要素更好、更多地创造GDP。细察微观面，供给侧改革或试图通过“去产能”或“补短板”，以期适应需求或激活需求之目的。
经过三十多年高增长，中国经济现今不仅基数巨大且面临问题相比以往亦有很大不同。不仅内情有变，外部环境也有变，特别是美国因素之变。这是观察和预判中国经济当前状况与未来趋势最需之实践理性。
美联储去年终结QE后首次加息，带给世界金融市场影响无比巨大。倘若美联储2016年多次加息，全球金融市场会否遭受更多折磨，资金流动会否更加失衡？就新兴国家货币和大宗商品而言，熊市会否在2016年才刚刚开始？人民币汇率如何调整，特别是如何避免外汇储备流失太快？中国经济基本面未有明显改善，企业盈利能力未见显著提高，高估值基础上A股交易会否只是博傻游戏？中国房地产泡沫今后几年会否破灭？房地产投资在2016年会否成为非常失败之投资？
面对困局，忽然想到“中国百代皆沿秦制”，为何“沿秦”？因为其中有中华民族实践理性精神，甚至包括建筑，其体制、风貌终不脱先秦奠定之基础规范，秦汉、唐宋、明清建筑艺术基本延续着相当一致之美学风格和中华民族实践理性精神：实用、入世、理智、历史诸因素占明显优势，排斥反理性狂迷意识。中国此理性精神还表现于整体建筑群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并非以单体建筑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尤其连绵于群山峻岭巅峰之万里长城，以空间连续展示时间绵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活力和理性精神重要象征，同时它也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梅花与牡丹之杰出精神气质。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彼得罗·彭波那齐把人之理性分为三方面：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生产理性。彭波那齐对人之理性、人之终极目的之思考，都建立在他对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怎样发展和延续之思考上。他并非关注少数人思辨理性提升，而是人类整体现世幸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巨大人口规模、广阔疆域国土、悠久历史传统、丰富文化积淀之国度，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生产理性实际规范了其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所有特点。
中国模式最大特点应是实践理性，即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汲取自己和别人之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之体制改革与创新。这种谨慎探索、尊重事实、不断试错之改革方针，正合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之国情。实践理性使当今中国较好避免政治浪漫主义与经济浪漫主义，避免连续不断之政治与经济陷阱，尤其避免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等可能所致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全面复兴。
经济困局中，面对产能过剩之供给侧改革，既是经济学范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之转变，亦体现中国人传统实践理性精神，即将价值机制立为市场核心机制，经济实践理性即价值理性而非价格理性。
因之供给侧改革终将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基础、价值机制为核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归宿，充分竞争、保障有力之市场经济。供给侧改革之核心，即是金融体制改革。间接投融资为主导之金融体制需向直接投融资为主导之金融体制转化，建立起直接投融资体制，构建资金通道间对称机制，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以直接投融资去杠杆化，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主体性与经营效率，从而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立此种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金融体制，是对历史必然性充分认识。
更加重视技术创新，这是2016年中国社会经济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现代管理学开创者德鲁克被尊为技术哲学家，他认为，人类发展技术是为克服自身局限，以营造适宜生存之自然环境，亦是通过发展技术提高人类自身生态承载能力，因此乃人类自身主动进化。他说：“人类发展于外部环境改变人类自身生态承载力，且此种改变为人类主观通过技术刻意提升自己能力。”德鲁克把技术上升至人类自身进化高度，并认为技术与社会生态各因素都相互关联，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各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杂网络。德鲁克正是从这样一种系统思维来理解技术之本质，认为技术必须被看成一个系统，一个相互关联和互通单元与行为集合体。
作为社会生态一重要因子，技术的确影响社会生态态势，其同时亦受社会生态中其他各因子影响，例如经济、法律制度、政治机构、社会价值、抽象哲学、宗教信仰和科学知识等等。２０世纪以来，几乎所有新技术均来自科学，技术已变成基于科学之技术，并走向规模化、系统化和产业化，由此带来产业革命。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生活各层面，更成为社会进步之推力。
浓缩时代精神、直面时代问题之经济哲学、技术哲学与实践理性，乃历史之延续，亦为时代之产物。当下哲学界正热议“现代性建构”话题，强调重读《资本论》、重新关注现实生活中之资本逻辑。“中国现代性”建构带给我们何种启示？是唯有借助于资本力量，中国才能成为现代国家、中国社会才能成为现代社会、中国人才能成为现代人？但我们又怎能忽略资本逻辑造成诸多现代性灾难之史实？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核心之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备受质疑，现实频发之经济危机几乎宣告西方主流经济学已走向范式危机。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曾提出，经济理论上许多争论，都涉及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哲学如何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对话，进入社会深处，需要哲学界与经济学界建立“学术共同体”，任重而道远。
以上之所以从中国经济各层面变化，与仁兄讨论先秦以来中国人实践理性精神，并论及供给侧改革之科学理性维度，论及彭波那齐思考、德里克技术哲学、经济学与哲学建立“学术共同体”，乃因当今中国恐亟需从哲学高度深入思考所面临问题，以实践理性破除现实经济之塔斯马尼亚岛困局。
书短意长，恕不一一。敬申寸悃，勿烦惠答。
顺颂春禧
2016年鞠启
（作者姚余栋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央行文联副主席，商灏为资深媒体人。文中所述仅为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其所在单位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