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是中国悲剧性的近代前夜。”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开篇中写道：“大清帝国首先在江浙一带几个最繁荣的城市出现零星的叫魂谣言。”
流言和恐慌传播的速度极快。6月，“叫魂”越出长江扩散到了近千里外的汉阳府。至初秋蔓延到华北，再向西行进，于10月在陕西境内出现。半年时间里，“叫魂”这个幽灵盘亘了大半个中国。这触发了乾隆的神经，他一手策动了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孔飞力通过“叫魂”这一事件，着力研究古代中国政府问题——它是如何运行的，统治者是如何维持统治的，人民又是如何被统治的。
流言何以引发国家级事件
1768年，浙江丝绸之府德清县乾元镇东门城桥水门坍塌，阮知县从邻近的仁和县雇用塘栖石匠吴东明造桥。有一种传说是，石匠们打木桩入河时需要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
3月25日，采药人穆方周诱使吴石匠的徒弟郭廷秀将一纸包植入桥桩，郭石匠把他拖到县衙门后带枷示众。3月26日，塘栖人沈士良找到吴石匠，将其写有憎恨的侄子姓名的纸包打桩入河，这种叫魂术能使此人被窃去精气而亡。吴石匠怕引火烧身，立刻将沈士良送入衙门，阮知县下令打25大板后开释。
4月3日，德清人计兆美帮人办丧事多喝了几杯酒，家人认为他在外面赌钱，叔叔打他，便从家中出逃，行乞为生，来到了杭州的净慈寺，路人对他起疑，众人对他拳打脚踢，捆交钱塘县衙门。
4月8日，萧山4名和尚因问小孩姓名而起，被蔡捕役怀疑叫魂，抓到官府，引起恐慌，叫魂的流言传播更快更广，并且僧侣成了主要的嫌疑目标。
不出两个星期，浙江叫魂的种种谣言便流传到了江苏，“叫魂”演变成剪辫事件。经审问，有组织的“叫魂”发生。
“叫魂”恐慌竟能蔓延大半个中国，造成人心上的恐慌，其背后成因复杂，但从众心理，让人想起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这个人类心理的特征，有效地传播了“叫魂”的恐慌。 盛世背后：人们的焦虑及敌意
在《叫魂》中，孔飞力先从乾隆盛世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入手，搜寻社会发生危机的根源。其实在昌盛景象之外，江南地区出现了人口与资源比例的不协调，富庶三角洲与贫瘠山区之间的失衡以及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出现翻番——从1700年的1.5亿猛增到1794年的3.1亿，导致土地短缺日趋严重，生存压力逐步严峻。这样一来，外出谋生——从事商业与流浪乞讨，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加上社会的道德堕落，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没有一个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补偿，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人们将侵入社区生活的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势力——具有污染和破坏的力量。
普通民众作为18世纪中期“受困扰社会”的底层，除妖运动给了他们畸形的权力，民众通过这种权力诬陷自己的敌人为术士妖党，叫魂案在百姓中的畸形扩展，就变得难以阻挡了。
同样，作为外来者的清朝统治者同样为焦虑所困扰——他们在朝野无法回避满汉官僚之间的权力利益博弈；在民间无法回避汉人对满人的敌意。
乾隆是一个充满割裂和矛盾的清朝帝国统治者形象：作为征服者，必须保持满族文化特性；作为管理者，必须与汉族地主精英共享儒家文化。
自明朝起，江南的苏、松、常、嘉、湖五府缴纳税粮之和占了全国总数的1/5，江南独特的地位和汉化的核心问题一直困扰着清帝国，雍正时期专门设置一个职位“观风整俗使”巡视江南、福建，第一个设立观风整俗使的就是浙江。“叫魂”传到江苏演变成剪辫事件，引起了乾隆的警觉。辫子显然成为了某种政治符号，换句话说，是否剃发已成为一个衡量“效忠”的隐语。
乾隆的别有用心
《叫魂》中写道：“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于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1768年中国的行省官僚是一个由63人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乾隆通过朱批奏折操纵和牵引他的精英官吏。
当乾隆通过眼线知道了江南叫魂案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信息流通领域内的不利地位——层层官僚们对真相的刻意隐瞒。而1768年的这场叫魂危机，实际上提供了乾隆对抗这种焦虑的机会和环境。事实上，他也正充分地利用了这点。
叫魂案的三大参与主体是普通民众、官僚和皇帝，正是“恐惧”被赋予了共同的意义。
经过10个月的追查，结果令人瞠目结舌，所谓的叫魂案只是一场谣言。但乾隆并未因此收手，认定妖术背后存在着政治风险，他将罪责嫁祸于地方官，认为是他们没有抓到真凶，并开始清理各级办事不力的官僚。乾隆其隐秘的内心还要达到另一个目标——重新夺回通过控制信息来掌控官僚阶层和百姓的君主独裁权力。
反叛的根源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开头，孔飞力否定了1840年是中国近代的发端这一定论，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是中国步入近代的标志。这是他的“中国中心观”的再次体现。
孔飞力对中国旧秩序衰落的探究是从1796年白莲教的叛乱入手：“19世纪中叶兴起的新的军队——正统的和异端的两者——只不过是自两代人之前的白莲教叛乱后已在起作用的过程中的最显著的组成部分。”
在《太平观念的起源》中，他认为，正是梁阿发引介基督教教义，使其成为太平天国反清思想依据。尽管梁阿发引介的教义《劝世良言》，中间掺杂了许多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与《圣经》原典出入很大。洪秀全是在1836年科举考试失败后得到梁阿发的著作，1843年其第4次应试失败，重读《劝世良言》，并开始引述其中的教义批评社会弊端。然而，洪秀全是改良过的基督教观，与儒家思想接近，如谋杀、不孝、赌博等皆为洪秀全与儒家学者共同批判的对象，基督教的天堂也被视为与礼运大同篇的世界观一致。洪秀全只是到了太平天国临近起义时，才深刻地理解了梁阿发引介的关于筹组公会以推翻原有社会的暗示。因此，孔飞力得出结论：一个外来观念要被本土社会接受，必须与本土经验相结合；而对洪秀全来说，调和基督教与儒家传统是完成改宗基督教的最好办法。
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孔飞力一反之前社会史和人类学的视角，从思想史进入，探讨中国是如何进入现代国家的。他把重点放在推动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条件上，如人口的过度增长，自然资源的短缺、城市化的发展、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等，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具体到历史中，乾隆时期人口的过度增长最为明显，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而经济全球化的因素体现在中国在巨大的国际贸易的顺差中，外来的白银带来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大了民众的生存压力。政治上的因素则是乾隆晚期皇帝与官僚体系的腐败。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清王朝产生了危机，重大变化已呼之欲出。
（作者为诗人、《空中生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