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学光 两会报道
一家身处过剩行业但仍在正常生产的企业，是由市场去决定他的生死，还是听从政府的“划区域调控”？
换句话说，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去产能究竟是应该发挥市场的作用，还是更多地倚重于政府调控的效力，对于这一问题，在3月5日的全国政协经济界小组讨论会上，始终没能得出一个答案。
“如果市场那么灵验，就不用政府出手了。”力挺政府出手的委员认为；“如果拿政府的钱来置换那些过剩产能，可能1000亿都不够。”坚持市场导向的委员来自于企业，那些钱也有他们每年上缴的税款啊，花不到实处自然是心疼。
对于一家濒临“去产能”的企业来说，从产权结构上来看，并不属于政府。这些往往高负债率的企业，甚至绝大部分产权都已经不属于企业了，而真正的产权人可能是提供贷款的银行。
“在化解产能过剩当中，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才是最应该操心的。”在一些委员看来，去产能过程当中，银行的风险是第一道风险，同时来自于银行的压力也是最大的。
干了整整30年银行工作的原光大集团总经理罗哲夫，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似乎更加偏向于市场化，而他提出的观点，仍旧是那个已经被尘封了8年之久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方案。
早在200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研究，特别是在2006年到2008年，国有银行集中处置不良资产阶段，推动了一些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为发起机构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创新模式的发展，然而，紧随而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市场对金融衍生品的“过敏”，中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推进就此停摆。
在2014年两会期间，记者曾经就不良资产证券化问题采访过众多银行业的代表委员，“对于资产证券化的问题还是要审慎一点，资产证券化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险很大。”全国政协委员、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对记者说完之后又强调了一遍，“它的风险很大很大！”
究其原因，对于不良资产证券化我们目前还是缺乏一个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体系。
“但是我们还是要试。”刘明康接着说道，“因为资产证券化可以分散资产长期持有人的风险。但是，这些风险能不能分散到那些能够更加容易识别风险、承受风险的人群当中去，还是说会适得其反，这就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功课。”
转眼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就在今年两会召开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中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已经进入到试点工作准备阶段，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招行6家商业银行将参与首批试点，总额度为500亿元。
对于目前中国推进的不良资产证券化，罗哲夫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有别于美国的次贷。首先，美国的不良资产都是风险未暴露的资产，缺少一个重新定价的过程，而国内很多的不良资产风险是已经暴露的，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有一个重新定价的过程；其次，美国的次贷都是经过包装、美化和粉饰的，一些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甚至给出AAA的评级，这在国内是没有的；第三，国内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设计得清晰简单，不能像美国次贷那么复杂，投资人根本搞不清楚是个什么东西。
“作为一家银行来说，肯定是维护自己的信誉，他既然已经卖出去这个不良资产了，肯定就不希望在这个上面损害他的声誉，所以他基本都是把所有的风险都考虑到了之后才会出售。因此，监管机构要清楚，咱们现在即使是做不良资产证券化，也同美国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罗哲夫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