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有句名言：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美国，可以用高科技武器摧毁一个国家；一个是穆迪，可以用信用评级降级摧毁一个国家。
所谓主权信用评级（Sovereign Rating），就是对主权国家或地区（一般具有独立货币）的政府履行债务责任能力的评价，级别越高，偿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就越强，违约的风险就越低。
主权信用评级的结果往往会影响主权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的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甚至可能影响主权货币的汇率，并且会间接影响其国家地区内的企业的国际融资成本，弗里德曼的话并不为过。
一般来说，主权政府的偿债能力由其财政收入和债务负担共同决定，而其财政收入与其GDP（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收支情况（赤字与支出弹性）密切相关；主权政府的偿债意愿与其清偿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如果是外债，那么其货币的汇率和外汇储备与外债负担的匹配性就比较重要。
2016年3月2日，穆迪宣布维持中国主权评级的Aa3评级（相当于AA-），但评级展望由原来的稳定调整为负面，理由是预计中国财政实力将进一步减弱，同时中国落实国企和金融等方面改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3月31日，标普同样宣布维持中国的AA-评级，但将展望由稳定调为负面，理由是预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会恶化，中国政府信用度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正逐步上升。
之后，惠誉宣布维持中国的A+等级和展望，而这个等级是2013年4月由AA-降级下来的，当年的降级理由主要是中国的债务问题。
诚然，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改革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穆迪和标普的判断是否正确呢？甚至他们的评价是否存在蓄意的阴谋？
笔者之前在包括主权评级的信用评级领域有过深入研究，对穆迪、标普和惠誉的评级标准和方法技术体系也进行过系统深入的剖析。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三大评级机构因评级结果没有提前反映危机的预兆而广受诟病，他们在压力之下对评级标准和方法进行了普遍的改进，评级方法和标准也更加公开透明，有一定专业能力的人士都可以使用他们的方法进行评级，而且每年3-4月（上一年度数据公布时点）他们都会进行主权评级的定期更新跟进，所谓的阴谋蓄意完全不成立。但这并非说他们的评级结果就是非常准确的，正如他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评级也不能正确揭示风险一样。
信用评级是非常专业的领域，主权评级涵盖经济、政治、财政、金融和外汇等领域更加复杂，标准和评级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果直接从评级的结果比较来看，即通过各个主权政府评级结果的横向比较来检验信用等级是否合理，似乎是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简洁办法。
虽然三家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方法各不相同，但评级的结果却存在更多相同之处。我们看看他们认为哪些国家或地区的主权信用等级好于中国呢：在穆迪的评级结果中，美国是最高等级，而法国、韩国、新西兰、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比利时、中国台湾、沙特和智利的信用等级都好于中国；在标普的结果中，也是类似，连捷克和爱沙尼亚都好于中国；惠誉也是大同小异。
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在经济总量、增长速度、通货膨胀指标、财政平衡情况和政府债务比和国际收支平衡情况都是比较优秀的，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更是名列前茅。
根据IMF数据：
在经济总量上，中国仅次于美国，是全球第二，而爱沙尼亚只有中国的千分之二；
在增长速度上，中国是这些国家的第一，而其他主权政府在2015年最高的捷克增长速度也仅4.2%，增长速度波动也极大（2012-13都是负增长），其他国家都是0-3%之间，而且近5年的波动都非常大；
通货膨胀方面，中国也明显好于智利的4.3%、阿联酋的4.1%和科威特的3.4%；
在财政赤字率方面，除了沙特高达16.3%以外，阿联酋的4.9%、美国的3.7%和法国的3.6%都远高于中国；
在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方面，中国2015年是数据是43.9%，而美国和比利时分别高达105.8%和106.3%，法国是96.8%；
在国际收支方面，中国的2.7%顺差也明显好于沙特的-6.4%、新西兰的-3%、美国的-2.7%、智利的-2.0%和法国的-0.1%。
可见，从三家评级机构对中国的财政实力、债务负担等方面的担忧来看，虽然未来的展望存在不确定性，但中国的信用等级AA-相比于其他的AA-和AA等国家或地区，是给低了的。
总之，三家评级机构并非蓄意唱空中国，但其评级标准和方法体系缺失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导致许多偿债能力明显弱于中国的主权政府，却得到了高于中国的信用等级，这些差异不能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和风险相匹配，如果再考虑中国偿付外债的传统文化习惯，必然会力保不会失信天下。4月14日，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下调了全球经济2016年和2017年的预测增速，唯独上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将2016年和2017年的经济增速调整为6.5%和6.2%，比1月份的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再次说明了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心。而三家评级机构的评级本来存在缺陷，虽经危机后不断改进，但仍有明显的改进空间，其评级作用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迷信。
必须提醒的是，中国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转变，必须正视当前经济与改革的风险和调整，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定力，避免受到新常态经济转型的增速放缓的数字干扰，必须坚定推进以市场化方向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解除对供给侧尤其是私有经济的约束、解放生产力，建设规范的经济信用环境，注意以经济和金融手段减少污染和生态体系的保护，推进财税体系改革，推动地方财政的去土地依赖化转型，避免需求刺激，避免陷入投资依赖陷阱，才能逐步缓解债务负担过重的风险，推动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平稳走向中等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作者金海年为经济学博士，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诺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曾任大公研究院院长；曹媛媛，大公研究院中央政府研究部技术总监。本文所述观点并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