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华夏艺术会客厅”大型艺术访谈实录推出以来，受到圈内圈外不同程度的好评。这期“走进艺术家工作室”是我们“艺术客厅”推出的第二期。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为何选择、追踪前沿、先锋的当代艺术，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多媒介、多样化的材料、形式、语言等实践来观察中国文化的变迁和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及社会思潮与观念的变化。
本报记者 吴小曼 于娜北京报道
4月26日我们走访了吴强在宋庄艺术区的工作室，由于当天停电，加之他准备搬家作品没有全部展示出来，导致我们没有拍摄对话现场及工作室视频。
吴强是一位永远“在路上”的画家，从四川、深圳然后向北京迁徙，近50岁依然保有不羁青春，他同时也是一位“朋克”音乐人，用黄家驹的话说就是“原谅我一生不羁爱自由”。他是绘画界的“捣蛋分子”，一直喜欢破坏，用他的话说就是多年来他从中国画的两大根基上进行批判而不是做技术上的改动。他游走在架上、行为、音乐等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但他又是一位热爱生活、喜欢做饭的美食家，中国菜的几乎所有菜系他都能信手拈来。烹饪在他看来就像创作，各种材料就像颜料，然后就是火候如同绘画技艺，在眼前铺展开任其自由发挥。
艺术是一种日常生活
《华夏时报》：看到你传给我的一张图片，上面有你的访谈，内容大致是说“我是在生活，你们是在创造历史”，目前是不是已经把艺术内化为一种日常生活，因此已看不到你的狂放不羁？
吴强：是深圳杂志的一个采访。艺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是去法国讲学前做的一个采访。
《华夏时报》：你说你是在生活，他们是在创造历史。你把自己排除在了艺术史外，其实也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当代艺术本身就与生活的边界模糊，因为艺术的“平民化、生活化”它也在去除现代艺术对个人的“神圣化、崇高感”，但你却不满足于此总想有所作为？
吴强：谈所谓的学术，肯定要从历史谈起，谈古典、现代、后现代、当代，要一步步来。走到当代，有一个很尴尬的东西。我去了蓬皮杜，也参加了巴塞尔展，看了之后感觉艺术包涵的范畴很广，装置、行为、数码、影像、多媒体都是，加上绘画。但是画了这么多年，感觉绘画越来越弱，它自由又无助，就像树枝上的一片枯叶。秋风刮来，你自由飘落，但你飘向何处？我画了40多年的画，如果放弃又不甘心，于是总想能有所突破。
《华夏时报》：其实这是很多从事绘画的人的困境，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艺术究竟向何处去，这也是我在采访中遇到的很多艺术家的一个共同难题。
吴强：我是最早参与“85艺术思潮”的一拨人。当时没有当代艺术的说法，只有前卫艺术、先锋艺术。当年两本杂志《江苏画刊》、《美术》都是引领潮流的，而我当时是属于“85艺术思潮”里反传统、搞破坏的。当年觉得王广义、张晓刚的东西挺有意思。我也折腾了几年，后来认识四川的一个大学者，他说，你的东西很有才气，但是走得太急促了。因此我又回过头来搞传统的东西，搞基础的东西。到2006年时，当代艺术很火了。张晓刚、方力钧成了天价艺术家，我发现身边的人都在画油画，我就很讨厌了，觉得太功利了，我就不画油画画水墨了。
当代水墨是个伪命题
《华夏时报》：水墨和油画是不同的材料，在转换中有障碍吗？
吴强：有障碍。
《华夏时报》：油画、水墨这两种材料是建立在不同的思考体系和观察世界中的，是不是油画更强调它的准确性，水墨则比较含糊、模糊化？
吴强：古典主义是这样，古典主义是表达光影，到伦勃朗的时代在学术上和技术上就已经解决了。后来出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中国古代的绘画跟神话故事有关。画人物比较早的是魏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山水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院体画派王维的山水画和宗教人物画等，早唐是捧佛的，后唐是灭佛的。宋、五代崇尚道家的东西，画家画大山的多，比如董源、李成、荆浩，范宽、马远等大师，宋代从苏轼又出了一个分支，将诗书画融为一体，成为文人主义，影响了中国上千年。从宋玩到现在越玩越烂。文艺复兴大致是中国的明朝时期。后来又出现了新文人主义，实验水墨，把西方现代艺术的东西在宣纸上玩，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而且越来越弱。
《华夏时报》：你觉得割舍不下水墨这种传统材料，它的表现力又很弱，将如何突破呢？
吴强：我想在学术上哪怕再增加一厘米就好了。比如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方力钧等，包括艾未未，虽然吃的是西方的剩饭，也不是开天辟地的人。但他们做出了自己的创新也是很好的，就如同如果没有博伊斯，那艾未未就太牛逼了。当然，没有杜尚，哪有博伊斯，一样的道理，艺术也是在相互影响。杜尚无疑是20、21世纪最有艺术影响力的人，他是打开潘多拉宝盒的人。就像原来你在园子里只能看到梨树，他突然给你推开一扇窗，你能看到各种花草。绘画界有一个杜尚了，你想成为第二个杜尚，那不可能，但是艺术家需要有这样的野心。当年有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有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的抽象。现在没有了柱子，一切要靠自己建立。折腾这么多年，我感觉我们都到了一个瓶颈。
《华夏时报》：西方艺术是在不断的否定与否定中，现在又在向架上回归，也与它对现代性反思有关。
吴强：当代艺术有一种情结，怎么搞的你看不懂。一解释出来就搞得你很汗颜。我的画就是语言，你看得懂就看，看不懂拉倒。观众你自己就是艺术家，而不是这是艺术。我在水墨上做了一些工作，至少是前人没做过的。宋代山水是很高的，大山的情怀、气质，但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像皴法，五代董元的雨点皴、披麻皴，马远的虎皮皴等，在技术上是有所突破的。元四家里的黄公望，实际上啥都不是。我经常调侃，从中国绘画史看，宋以后就是倒退。院体画派是最大成就，像徽宗赵佶就是高手，花鸟、人物、山水、书法他都来还创造了瘦金体。他还培养了一个超级天才王希孟，英年早逝。元中晚期，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大家，明代是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清朝文人画里最高的其实是四僧。明末清初最高的是石涛、八大山人。清代就非常弱了，包括扬州八怪之类等，形式、修为都有点弱。民国有吴昌硕、任伯年等。岭南画派的感觉就是甜、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现在的新文人主义，也只是一种口号，没有多少实质上的创新。实验水墨就更糟糕，主要在玩一些机理、效果。我现在在水墨画上的总结是，要以笔墨为积淀，以书入画。画画要用书法的线条画画，讲究笔法。唐代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宋黄庭坚等文人画的大家一定是个大书家。墨和线是两个根本的东西。当代水墨是什么，没有当代，顶多是现代。
让线条彻底自由
《华夏时报》：你创作的“性感的山水”系列是不是反“新文人画”的一种实验？
吴强：清末之后，吴昌硕、齐白石、任伯年等都是金石高手，都是从青铜铭文得到启示。因此，我要干的就是彻底逃离传统的束缚，但我又没有直接投入西方的怀抱，因为这样干的人太多了。我就是在这种纠结的状态里，整出了我的所谓“后理性意识”。就是让笔墨摆脱之前僵硬的墨封五色 ，让线条彻底自由。我也不是魏晋的书卷之气，不是唐代的磅礴之气，也不是明清的金石之气。我是让线条彻底自由，像鸟儿一样让它放飞。
《华夏时报》：你的“后理性”线条的自由，其当代性就很强，我认为它突破了语言的区域性。而中国画最大的困境就在于它的地域性，而无法转化成一种国际语言。
吴强：我逃离了中国水墨的整个系统，也逃离了西方的束缚，这就是我的思考。也有人会认为，你这就是表现主义。
我是从张旭笔法里得到的灵感，当代艺术不重视形式感、不要技术，要的是观念。我想这不对，能驾驭技术再寄托观念不是更好吗？我希望我有能力，至少在水墨上我能说说话，这件事我已经做了10来年了，我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水墨上。
《华夏时报》：“后理性”你搞了十多年，准备尝试新的系列吗？
吴强：绘画始终还是有东西框着，它首先是语言。所以我也在想其他的形式。
“后理性”是我给自己贴的标签，其实贴标签是件很讨厌的事。记得当年我住在梧桐山，美国人发起保护梧桐山的水要搞展览，说行为、装置、架上都行。我就有个现成作品，但需要所有艺术家配合。我要用梧桐山的水，洗你们所有人的作品，因为你们的作品都不干净！这就是我的作品，我的行为。后来我还搞了个装置，把我儿子吊在美术馆，因为我儿子就是我最好的作品。他那时才1岁。开始几个展厅不同意，最后终于有一个机构统一。展出作品：《人》尺寸：85厘米。制作：吴强，陈兰。材料，碳水化合物。
我把自己当成蛋糕
《华夏时报》：绘画之外还做音乐，主要做什么风格的音乐？
吴强：以前靠演出养画，后来靠卖画为生，现在又兼着做音乐。
89年前后，我就在夜总会演出，后来到深圳搞乐队，总共搞了7支。我也没把自己当个严肃的音乐人。老妈给了我好嗓子，我又写了上百首歌，但没发表过。
《华夏时报》：虽说这是一个“人人可以成为艺术家”的自定义时代，但还是有小作品与大艺术的区别，你用音乐养绘画就可以看出，你对绘画还是有野心的，你也创作了一些小作品，你心目中的大艺术是什么？
吴强：以前有那么多的艺术家，我想能不能举起一杆旗，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就像一个城市，我成为地标。肯定有这个野心，从小就有。但越到后来，什么招都用了，发现这太难了。什么学术不学术，现在甚至都不想说。但心里还是有这个看法，至少，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世界，发现这个事没人干，就我一个人这样在做。
《华夏时报》：为何没有在早些年来宋庄？
吴强：我早就想来，来了就有找到组织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乌托邦。
《华夏时报》：在格局没有完全形成以前还可分蛋糕，而今蛋糕已经分完了，是不是会更艰难？
吴强：我把自己当成蛋糕，我要找个盒子，这比放在外面让苍蝇爬要好。人总要有个精神家园，而且我不是来分蛋糕的，我就是来当蛋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