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包涵 北京报道
5月，整个资本市场都在等待新三板分层制度的落地。
而等待，曾是企巢新三板学院院长程晓明最熟悉不过的感觉。
从1993年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一次翻译纳斯达克交易规则的那天起，程晓明就预感到，中国必将有自己的纳斯达克，而自己的命运也将与这项事业密不可分。
“我和自己讲，我这辈子只干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纳斯达克的做市商制度引到中国来。”程晓明对记者表示。
时间没有辜负他的等待。
2014年8月25日，新三板做市商制度正式实施。这一天距离他第一次了解做市商制度已经过去整整21年，距离他2005年找到中关村管委会呼吁引入做市商制度的“壮举”也已过去了9年。
“这个制度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乃至对整个国家的意义都太重大了。我知道它一定会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做市商制度颠覆性地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交易制度。而这一次的分层制，则被普遍认为是新三板的又一个纪元。
“新三板目前的发展态势很好，该‘激进’的地方很‘激进’，比如挂牌节奏。该‘渐进’的地方又很‘渐进’，比如交易制度。分层也是如此，给股转公司时间，我们耐心等待吧。”程晓明对记者说。
分层的逻辑
新三板的分层制究竟要怎么分，无疑是2016年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悬念之一。关于这一点，不少业内人士都给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而程晓明的观点，则更为先锋。
他建议，未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企业上不上创新层，监管层可以提出条件，但最好可以由企业自己来决定，并最终由投资人或市场来决定它能不能留在创新层。因为对于这样一批代表未来的公司，应该把收益和风险同时抛给它，告诉它进创新层不是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而是走进高考考场。“你觉得你行，你可以选择进来。可如果事实屡次证明你不行，那就要面临摘牌退市。所以分层时代也应是退市制度的开始。”程晓明表示。
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市场化的观点。
当记者问到，觉得监管层有可能采纳这一建议吗？程晓明非常坦率地回答：短期没啥可能！
“我的方案是对的，监管层短期不采纳也是对的。因为我的建议是一种理想化的思路，而作为政策制定者，他不仅要考虑逻辑行不行得通，还要考虑政策一旦实行下去，在当前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但程晓明同时表示，这并没有关系。“我偏重逻辑分析。所以严格说来我既在意政策，又不在意政策。在意是因为政策出来一定会影响新三板的走势，不在意是因为我觉得长期来看，逻辑更为重要，因为它代表市场的规律，而规律也就是方向。”
在程晓明看来，分层确实是好事，因为未来新三板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主要就是看创新层。
“近来也有很多分析纳斯达克分层历史的文章，为新三板的分层提供了不少借鉴。我觉得写得都挺好。不过新三板分层固然要学习纳斯达克，可也要防止走极端，直接照搬。分层目的、何时分、怎么分、分几层、条件标准、时间表，这些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定，否则就成了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根据程晓明的预测，一旦分层开始实施，也会带动新三板的流动性大增。他预计，分层后，新三板在2016年底能达到每天50亿的交易规模，2017年能达到每天100亿甚至更大的规模。
“不过这也需要相应的政策配套，比如放公募入场，适当降低个人投资者门槛等。”
做市制度力推者
1993年，因为某种机缘程晓明进入了证券业协会，当时他的工作之一，就是翻译纳斯达克的交易规则。那次翻译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之所以牛是因为它们有纳斯达克，而纳斯达克之所以成功，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做市商制度。
程晓明说：“这次接触后，我心里一直装着做市商制度的事儿。”
1996年，程晓明到社科院读博士，他的论文题目叫《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也是在这次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原来做市商的核心作用并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提供流动性，而是引导投资者对他们看不懂的高科技公司进行估值定价。
“纳斯达克区别于纽交所的就是做市商制度。纳斯达克是为高科技公司服务，这些公司上市是为了融资，而融资的关键是定价，上市正是通过交易来解决定价的难题。这一认识使我对做市商制度的了解又加深了一层。”
2005年的一次偶然，让程晓明找到了他心中那个属于中国的纳斯达克。
“那年我还在券商做投行业务，无意中看到了一份资料，当时叫中关村股份报价转让系统。看完这份资料，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中国纳斯达克的雏形。”
这一年，程晓明通过熟人找到中关村管委会的投融资处。“我对他们讲，报价转让系统就是中国的纳斯达克，而核心一定是做市商制度。咱们一起来呼吁和推动，在这个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吧。”
在这之后，程晓明成为做市商制度在中国的最坚定的推动者，在接下来的近10年时间里，他一直为此不遗余力。
可是10年的时间毕竟太长了，漫长的时间里，股改、创业板、融资融券、股指期货……各种创新相继出炉，新三板和它的做市商制度却在角落里默默承受着世人的遗忘。很多先行者都在中途不得已选择了放弃。
“你想过放弃吗？”记者问。
“从没有。我坚信这件事肯定能成功。”程晓明说，这种自信来自一种责任。
“因为我自认为对这个课题有所研究，所以有责任把我的心得与大家分享，让更多的人一起来推动。”
寂寞的等待中，苦行僧们也有自己的减压方式。在程晓明透露的减压清单中，记者听到了几个有趣的关键字，乒乓球、围棋、哲学、《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
坚持终于有了收获。随着股转公司成立，新三板也迎来了一系列政策利好。2014年，做市商制度实施。2015年，新三板挂牌企业井喷。直到今天，新三板的挂牌企业已经超过7200家，再没人敢说它是一个边缘化的板块了。
心中所想成为现实，有没有特别激动？
程晓明却显得很平静：“高兴，但也没有欣喜若狂。因为坚信它终将到来，所以到来的那天更多是欣慰而非惊喜。”
干一辈子新三板
“前半辈子就做了一件事件，参与新三板的工作。后半辈子还是做一件事——继续参与新三板的工作。”程晓明对记者说。
在西部证券的7年中，程晓明负责新三板业务，做过很多项目。“但我的重心还是在新三板的研究和推广上。如果问我做过的最好的项目，那就是新三板本身。”
每每谈及新三板和做市商制度，程晓明的口吻都像一位父亲在谈论自己的孩子。
他认为，新三板目前发展得好，是因为它在沿着一条正确的路向前推进——就是市场化和为挂牌公司服务。“新三板目前的优势有两点，一是挂牌公司的数量够多，二是做市商制度。从理论上来讲，实行做市商制度意义更大。但在操作层面上，对广大企业来说，挂牌多这点可能更实惠。”
程晓明也不讳言目前做市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效果打折的问题。
“主要还是流动性问题，交易量不大。目前的做市商数量还是太少，竞争不够激烈，所以对做市商的压力不够大。此外，做市商报价的数量也少，都是一两千股的量，而买卖的价差又有点大，加大了投资人的成本。”
但他认为，这不是做市商制度本身的问题，也不能简单依靠规则和行政的力量去扭转或打压。
“还是因为交易对手太少，我们个人投资者门槛500万起，这决定了目前暂时只能是这个局面。我认为以后随着市场化，做市商多起来后，竞争会激烈，这些问题就能得到逐步解决，但不能因为这个否认做市商制度的优越性。打个比方，自行车胎扎了的情况下，说不定还没有走路快，可你能据此就得出结论说走路比骑自行车快吗？”
如今，“新三板教父”的头衔成为投资者对程晓明多年耕耘的最深认同。离开券商后，程晓明又受邀担任企巢新三板学院院长。他坦言，这个平台不错，可以为挂牌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务。
事实上，在推动新三板发展的多年奔波中，程晓明也在承受疲倦带来的压力。
“有一次出差，在首都机场时突然感到心脏难受，无法站稳。有一位旅客经过，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直到救护人员的到来。我给了他我的名片，可惜我至今没能知道他的名字，对他说声感谢。”
程晓明坦言，这些年他很感恩，感恩那些帮助过他的人，感恩那些和他并肩作战过的新三板的战友和推动者们。
“也许大家觉得新三板的发展不算快，但在中国的证券行业，想做点事并不容易。一方面因为证券行业技术比较高，很多学术性的问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权衡各方利益。在我看来，证监会与股转公司已经做得很好。”程晓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