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夏楠北京报道
近期，代表最高决策者发声的匿名“权威人士”撰文指出，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也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看来，政策层过去很少对经济增长做过“如此明确而且不是特别乐观的判断，更加凸显了这个判断的重要性”。
在5月21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余永定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而且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且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余永定表示，他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由于所谓“有效供给不足”或“结构性错配”，因为产能过剩，或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经常发生的现象。他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的最重要直接原因之一是政府对于房地产投资的调控。
应对产能过剩和经济持续减速，目前一种做法是“关、停、关、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适度的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
对此，余永定认为，前一种做法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压力，优胜劣汰，提高相应行业的生产率。“但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同时，后一种做法虽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增长，但“不会自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时，两者相结合，走中间路线也是一种选择。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他提到，现实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本身是对资源的浪费。当经济处于通缩状态时，通过“关停并转”去产能，不一定能够稳定物价、稳定产出。
为了减少过剩产能，余永定认为，在坚持结构改革的同时，政府有必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抵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实现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同时，经济结构将会进一步改善，并能够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稳定或提高创造条件。”他说。
他进一步解释，中国的基础设施虽然没有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依然十分落后。因而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余地仍然极为巨大。
“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的超低利息率和中国的产能过剩，实际上为中国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绝佳的时机。”余永定称，如果不抓住目前的大好时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有可能错过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针对“僵尸企业”，他表示，不管经济形势如何，僵尸企业本身的破产，或者对不盈利企业的改造，是应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的。而不应该试图借助或者是听任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希望以此产生某种压力，使这些企业得到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