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5月25日凌晨1时，著名作家、翻译家、105岁的杨绛先生在协和医院逝世。几天前就有先生病危的传言，其间病又有所好转，原以为虚惊一场，结果先生这次是真的远离了。
其实，杨绛早在《我们仨》中就以“一个梦”寄予了“回家”的希望，后又在“古驿道上失散”，从此家对于她来说便成了客栈，而真正的家却到了“天上”，因为那里有她的至爱——钱钟书与钱瑗。杨绛感慨“我们仨变成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我们仨》尽管语气平和、情感克制，但读者还是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在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中的聚散与离合、无助和无奈。
杨绛曾在百岁时感言：“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想洗尽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这不仅有参悟生死的豁达，也充满着知识分子的自省，他们代表着中国“士”的精神传统与西方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坚守，二者合一；所以有人说，杨绛的离世代表着中国最后一个优雅的精英家庭的远去。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民国才女中，杨绛可能没有林徽因众星捧月那样夺目，林曾因接待大文豪泰戈尔在文学界名气大振，后因“太太的客厅”成为京城一道亮丽风景，陆小曼、林淑华都曾因她们追求自由爱情与婚姻成为佳话，却最终败给了时间。
杨绛却以自己的隐忍与从容走过了艰难时日，一直笔耕不辍，且在晚年还有佳作问世。钱钟书曾评价她说：“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来自钟书对她的评价可能胜过外界的一切赞誉，杨绛也不觉得“过”。
杨绛其实成名比钱钟书早，钱钟书在写《围城》前，杨绛就已经有小说和戏剧问世，而且在上海演出一时轰动，可她却宁愿做“煮饭婆”。杨绛曾在随笔中说她甘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完全有别于冲破传统争自由的“五四人”，杨绛却说，之所以忍生活之苦，是为了争内心的自由。要的只是“内心的自由”，所以才会看淡一切名利与荣辱，才会在遭遇厄运的日子里携手相扶。
《我们仨》出版后，曾有很多媒体记者采访她，希望她能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对情感、婚姻的建议，杨绛认为所谓的理想婚姻并不是“门当户对”，而是彼此对情感的珍视。她的建议是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爱愈绵远长久”。
杨绛曾说她一生坚守爱的信念，善的信念，所以才能坦然走过百年风雨如晦的日子；然后又能“一笑泯恩仇”，不对个人得失纠结，不过这点也引起过争议，有文学评论家就觉得她写的是“鸡汤文”，怎么也算不上“大家”，杨绛不做辩解。唯独在涉及钱钟书的名誉问题上她才不顾103岁高龄挺身而出甚至与对方对簿公堂。曾有人拿“钱钟书书信”到拍卖会上获利，这是她万难认同的。她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钱钟书逝世后，她用了很多年时间整理钱钟书的著述。
到了晚年，杨绛在写《洗澡》续集《洗澡之后》时给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是因为那时她对心爱的那两个人一定要安排好了才踏实，这背后就是对人间至情的一种尊重，她认为那是最美好的东西，那个东西不容亵渎，不希望别人把它给续坏了。
笑看人生风云
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杨绛始终相信“人性善”，善终将战胜恶，所以她才能挺过“牛棚岁月”。她把爱当做一种信念，这可能与她从小所受教育有关。
她儿时进的是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是清华、牛津，从小到大上名校，“好的教育”几乎伴随她一生。启明是天主教会学校，杨绛虽没有正式受洗，但她在“爱”的浸润中长大。
《圣经》关于爱的定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些在她身上都有完美体现，也因此有别于同时代的文学女性，不论命运多舛，她依然坚持一种向上之气。
曾有记者问她的向上之气从哪儿来？杨绛说，来自信仰，对于文化的信仰，再一个就是对人性的信赖。这对没有信仰的人而言很难理解，就如同杨绛从小受天主教文化影响，认为死亡就是“回家”，但没有信仰的人会认为人死了就是不存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曾说，“她高龄以后，一直在考虑面对人生即将走向终点，这是难以回避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回避，她在思考一些问题，在思索一些意义，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钱先生、钱瑗走了，剩我一个人，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完了’，这就是杨绛一生至情至性所在。”
不过，也有作家怀疑杨绛活得“是不是失真”？对于杨绛来说坚持黑暗是一种写作，迎向光明也是一种写作。杨绛与她同时代的文学女性多寻求自我解放与个人自由不同，她本就来自于“现代家庭”，然后“自由恋爱”，所以对于个人来说并没有要抗争的，既可以躲在“书斋”，也能走出书斋。而丁玲、萧红等女作家却承载了更多的时代命运，除了与家庭出身相关，也与个性相关。或许，除了才情，通透与智慧更重要，只有这些才能让人处变不惊。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脆。”只有超越世俗羁绊，才会笑看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