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商灏 北京报道
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战略去年上升到供给侧改革的维度，最近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科技发展三步走目标之后，又上升到科技创新强国的维度，这种升维态势，深刻关系到中国复兴的远大前程。
在最近举行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时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实际正是中国宏观经济不断升维到新状态的三个递进目标。
“升维”一词来自刘慈欣写的所谓“中国第一科幻” 小说《三体》，作者在小说里提到，十维的高等文明会在降维战争后跌落到三维，最后是二维。升维和降维的概念由此而生，并被看作是观察和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视角。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在竞争上维度不同，对于竞争对手的认识就会完全不同，对未来的把握也将彻底不同。一个工业时代的企业看农业社会的一些规则会比较清楚，因为已经经历过；信息时代则又比工业时代高一个维度。《三体》更高维度的展示，告诉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维度的认识应该提升。维度决定竞争实力，提升维度首先是提升想象力、思维力。企业如此，市场如此，经济体或国家亦如此。
也许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此说比较欣赏或赞同，我们看到，习主席在本次重要讲话中强调：“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在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你看，升维的视角多么清晰和明确。
五个判断
就在本次会议举行前不久，中国学界有过一次关于“中国升维：思考新经济的总体框架”的研讨会，中国IT界的几位资深人士刘九如、陈禹、姜奇平、王俊秀等，就中国新经济与信息时代中国升维路径选择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这些意见受到了一些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刚刚出版的新书《新经济——信息时代中国升维路线图》的作者王俊秀，据悉近日被有关决策部门邀请参加一个新经济政策的讨论会并提出政策建议。
“现阶段研究新经济大有必要”，原计算机世界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任工信部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的刘九如说，“政府高层提出新经济的概念，政府报告里面十几处提到新经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走到现在有很多新成绩。但下一步怎么发展？我跟政府、企业都交流，谈来谈去离不开互联网+，离不开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这些基础”。刘九如认为，提出新经济这个概念后，缺后续研究。在他的敦促下，互联网实验室发起人之一王俊秀写出了这本“引领潮流的书”《新经济——信息时代中国升维路线图》，从升维的角度提出了新经济的总体框架，并提出了中国新经济进入升维时代的五个判断：
第一，在全球格局演变中，亚洲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原来大西洋时代正向太平洋时代演变。这种趋势，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变得更加突出。
第二，在全球竞争格局中，新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非常有趣的直观现象是，在信息空间的格局里，中美成了一个双子星座。非常意外的是，欧洲为什么会落伍？因为欧洲采取了非常防御性的保守的政策，使它的平台经济根本没有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看到反而是中国这么一个法治不很健全的国家强盛起来， 一个新全球主义的逻辑或新世界主义的逻辑也就此产生。
经过25年的变化，中国的互联网已经由工具变成了渠道，又从渠道变成了平台，然后从平台变成了经济体，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今年3月21日淘宝经济体超过了3万亿，这标志着它超越了沃尔玛，沃尔玛达到这个数字用了54年，淘宝用了13年，可见其效率非常之高。
某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2016年全球G20国家互联网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这意味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平台了，它真的成为了一个经济体。从互联网经济体这一角度看，去年“两会”提出了互联网+，这就是说先有互联网经济体，然后才有互联网+，互联网+实际是要在互联网经济体的基础上，向更多传统产业渗透，这个渗透过程就是新全球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全球连接、全球贸易、全球普惠、全球治理的一个框架。——这是一个远景。
第三，由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成了一个广义上的基础设施，包括今年比较火的所谓阿法狗事件出来，所谓的智能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使得互联网成为一个泛在化的，摸得见看得着的，在地球表现成为另外一层的基础设施，这是最大的变化。原来我们只看到铁路、机场这样的基础设施，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全世界的基础设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互联网，而且越来越智能化。
由于这种信息空间的变化使得人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这就涉及到经济学领域的变革。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由于空间的变革必然会引起人行为的变革。这种行为的变革最重要的是三个。一是生产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小——还是社会化生产，但社会化生产成为一个个小生产。二是原来以公司为主要形态的商业组织，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微经济、个人经济形态。三是2008年之后关于全球范围内共享经济的兴起，包括平台经济，其实都是新经济有机的组成部分。共享经济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平台为基础，以数据为养料，以算法为核心，不断调整它的产品，跟客户进行互动，形成一个有形的商业模式，然后在全世界推广。
国家竞争中互联网平台已成为一个引擎，在工业领域事实上也面临着一种变化，它不仅仅是商业集市的概念，对整个国民经济转型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说原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以雁阵模式，为先进国家做配套加工走出去，这是过去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模式。但现在由于外贸领域受限，中国经济有可能更多依靠内需，这时平台起到了龙头的作用，聚集需求，通过需求来倒逼整个制造业改革和转型，这成为了一个现象。现在出现了所谓的淘工厂，互联网平台为之起了非常大作用。
第四，治理政策的变化，这也应是新经济有机组成部分。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认为，比较固化的制度经济学已经不能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了，在变动中的新政治经济学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微观上，行为经济学可能会对原来经济人理性做比较大的修正。这是两大变化。
中国政策要跟着新经济的变化做调整。新一届政府执政之后的变化，就是降低了整个的社会交易成本。社会的交易成本除了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之外，事实上还有两大成本，一是政府运行的成本，包括李克强讲的“三张清单、一张网”，还包括司法层面的改革和治理。
政策和新经济密切相关，今年4月8日我们看到一个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出台，它直接牵扯到了整个保税区的政策变化。在一个月时间内，整个跨境电商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成本提高了17%。所以现在这个政策执行不下去了。包括对智能交通这些政策，如果不是采取一种包容性、前瞻性政策的话，就会扼杀新的经济势头的成长。
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权威人士谈经济，又看到了国务院连发三篇文章谈经济。这其中有一部分谈到了对新经济的看法。怎么看待新经济？在GDP下降的时候，为什么就业还能保障？中国这几年服务业为什么能够超过制造业？这其实都是新经济在起作用，而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五，中国的民间在治理层面积累了世界级的经验，包括网规，这是中国民间和所谓互联网公司的发明。通过这么多年的探索，网规现在事实上成为了网民自治的一种象征，而且已成体系，且越来越统一化，最后可能会向国家的立法体系靠拢。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有可能出现从网规出发，形成一种跟原来大陆法系完全不一样的普通立法体系，是自发的、多层次的，又在不断合并以后走向完善。
现有电子商务立法完全走的是这条路，这跟原来立法的方向和方式完全不一样。中国整个的法律变化也在适应整个互联网的变化。比如说互联网的调解问题，整个互联网纠纷非常多，一百元以下的纠纷法院根本受理不过来，所以像新浪、百度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他们通过调节把大量的纠纷解决掉了。中国的法律体系，《专利法》、《知识产权法》也在变化。比如原来专利授权得一个月，但现在基本上在矛盾高发区，比如说莆田、南通这些地方，受理6天完全就可以了。所以司法也在变化，这都是由于新经济的变化而引起的大的变革。
基于上述五大判断，王俊秀认为，这是一次升维，中国人，中国的经济，由于有了信息化的维度，面临着新的现代化转型的可能。
十大维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对“维”做了意境独到的阐释：“什么叫维呢？维就是脑子里这根弦，升维就是你脑子里缺根弦你就掉队。现在我们脑子里19世纪、20世纪的思想非常牢固，但是脑子里缺一根弦。《三体》说升维、降维，说你脑子里缺根弦就不在同一个维度了，这是大问题。”
姜奇平一直有个论调，认为信息技术是工业技术的反向技术，信息技术和蒸汽机技术是反的，“反在什么地方？反在复杂性上。工业技术是越复杂成本越高，信息技术是越复杂成本越低，人们俗称这是智慧，这是智慧的语境。我们过去研究19世纪的弦和20世纪的弦，把世界理解为简单世界，就是价格和数量，简单搞完了，里面隐含着同质性假定，同质性就是世界不是复杂的。上山下乡那帮智囊和高速工业化的这帮智囊，他们认为世界只有一种产品，叫做‘中国制造’。最后到哪儿碰钉子了？不赚钱。升维最后就是要获得高附加值，向上走，是通过内生复杂性，把生产力的因素贯彻到整个经济发展中来。”
“工业4.0进行了一个概括，把手持设备的简单性，尽可能移到复杂的工业开发中去。也就是说非常容易的处理复杂性，前台要简单到傻瓜化，后台可能比登月计划还复杂。”姜奇平认为，它越复杂人越轻松，这是违反常理的，但这就是这场革命的意义所在。
姜奇平认为所谓新经济的十大升维，即与解决复杂性问题有关：
1.技术升维。就是非结构化数据。
2.基础设施升维。出现云网端。
3.生产要素升维。信息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
4.诚信升维。从传统征信向互联网征信过渡。
5.社会协作升维。劳动分工一部分专业化，一部分多样化，以搞定复杂性。
6.商业模式升维。B2B向C2B跃升，仍是解决复杂性的问题。
7.产业组织形态升维。组织形态千变万化，越做越轻松。
8.互联网升维。从消费互联网发展到产业互联网。
9.创业创新升维。如果每个人都能分享固定成本，背起包就可以创业，这将给中国经济注入强劲的活力。
10.主权的升维。目前信息空间主权争夺是个表象，核心思想就是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
一个哲学基础 五个经济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陈禹教授从哲学层面提出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新的完整的框架，这个框架应该是一个哲学基础，五个经济问题。
陈禹说，要真正承认世界的复杂性，这个基本理念就如同要承认不同层次的物理系统有不同的规律一样。经济学也是如此，经济学作为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实际受到从哥白尼以来的整个近代科学的那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如果要让经济学像物理学一样，在一百年间有这么大变化，就必须把传统经济学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抛掉，真正承认世界的复杂性。
所以，陈禹认为当务之急要解决五个问题：
1.重构价值理论。否则就谈不上创新。
2.层次的问题。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有效的回答不同层次之间主体的博弈和他们的行为规律
3.信息与互联网的问题。传统经济既不承认信息是要素，更不承认网络的力量。信息交换的网络恰恰就是今天互联网起的作用，经济信息社会起这么大的作用关键就在这儿。
4.环境和空间的连接。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就会有不同的经济规律。
5.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从长远看，经济学培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决定着中国下一代的公务员和企业家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工作方式。
新经济、新技术、新治理、新空间、新理念，新技术驱动新经济，新经济呼唤新治理，新治理需要新理念，以全球化视野看待这些问题，看待刘九如、陈禹、姜奇平、王俊秀等人提出的思想，会不会感到这或许是推动中国经济升维的观念上的先行一步？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联网企业开创了很多治理方面的创新，这种治理创新会不会深刻的影响和带动向下治理的转型升级？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网民和巨大的互联网经济体规模，在互联网治理方面也有很多探索和创新。但互联网治理的难题应该是世界级的难题，它会带来怎样的世界性研究的成果？在这个方向上，中国的专家学者，如何发展出面向未来的互联网时代的治理体系，并在积累了很多经验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或许是中国经济升维在思想领域中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