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什么是新常态下的新失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给出的解释是：既不是全面的通胀压力也不是经济下行的压力，而是这两个压力同时有，双重风险并存，于是，以需求侧入手的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就暴露出局限性。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活动”上，刘伟提出，破解新常态下新失衡的一把钥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要处理好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在体制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时还要协调好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目标的衔接问题。”刘伟说。
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刘伟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98年将近20年，这个阶段除了个别年份外，总的来说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宏观政策长期紧缩；第二个阶段是1998年到2010年，主要的宏观政策是扩大内需，总体上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稳健的货币政策；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宏观经济大概进入了失衡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用一句话说，叫做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双重风险并存。”刘伟说。
这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的滞胀，一方面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疲软，另外一方面存在通货膨胀潜在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宏观经济政策就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选择，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
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就是双重风险并存，而且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的方向是相反的，怎么办？
刘伟说，发达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以来想尽办法来解决，但都没有解决了，经济理论做出很多调整，现在看来也很难取得系统性经验的总结和统一的认识。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今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宏观调控方面，调控的方式和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学体系和宏观经济哲学基础，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挑战。
“在这个时候，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无解，总需求管理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在双重风险并存的情况下，你只顾一重风险，而对另一重风险不顾，这个情况下我们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宏观调控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需求侧的调控失灵了。”刘伟说。
处理新失衡的金钥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处理好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管住需求管好需求才能真正的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管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不需要需求侧的政策，是需要的，但是要协调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最后经济增长还是要有需求拉动的，这种有效的需求靠创新驱动形成。”刘伟说。
在操作上，刘伟认为，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要结合好，需求在短期之内恐怕要适度的扩张，如果过度扩张会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效果，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关键指调结构，把那些不适应低效率的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淘汰掉。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在体制上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管理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行政直接实现。
刘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供给侧结构管理本身的特点就是直接影响生产者，影响厂商，如果不是通过市场去发挥作用，通过行政直接作用，很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
“怎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资源配置上确实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失灵的地方确实能够起到作用，这是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刘伟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是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目标的衔接问题。需求管理带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给侧管理带有一定的长期性。在刘伟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
“因为需求管理对地方政府来说有限，货币不归你管，赤字不归你管，你能做什么？但是供给侧不一样，供给侧调结构，改善这个地方的教育结构，改善这个地方的资本投入结构等都属于供给侧，它带来的好处就是当地的。”刘伟称。
刘伟说，供给侧对地方政府来说可以作用的空间更大，但是地方政府官员需要有长远的观念。“供给侧管理实际上是对地方官员对当地的长期负责任心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刘伟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