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我们认为下半年的下滑压力会进一步出现，当然政策会进行相应的对冲，但是最终我们预计GDP增长速度为6.6%，目前在国内的团队里面这是比较低的数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了题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中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外部经济波动的重现、内部扭曲的强化、金融风险的不断累计与间断性释放、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抬头。而与此同时，政策刺激效率的递减和房地产泡沫的管控决定了经济政策的对冲效应将大幅度下降。
刘元春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
稳增长加剧扭曲大幅上扬
刘元春认为，今年上半年出现了这种暂时性的趋稳现象，但是这种趋稳是一种政策性的趋稳，因此是一种暂时性的趋稳。
报告称，2016年上半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新政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CPI重返“2时代”、PPI负增长的大幅度收窄、企业利润增速的转正以及房地产类数据的反弹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
“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反而使各类扭曲大幅度上扬，资源配置的效率持续恶化，经济主体的信心没有得到改善。”刘元春说。
报告显示，“去产能”还在布局阶段，过剩行业产品价格却开始出现大幅度波动；三四线房地产“去库存”还没有开始，一二线房地产价格却出现全面上扬；“去杠杆”各类举措刚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却持续上扬，部分指标已经大大超过警戒线；“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加重，企业总体盈利能力持续下滑。
“这说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着力点还没完全找到，也就是‘三去一补一降’从宏观数据上看没有太大的效果。”刘元春称。
与此同时，经济回落的负反馈机制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有所加剧，“生产效率预期下滑”+“投资收益预期下滑”+“收入增速预期下滑”所带来的市场型投资疲软和消费疲软开始向深度蔓延。
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亦能证明上述判断：民间投资增速却直线回落，M1-M2缺口持续扩大，劳动力生产率以及企业盈利能力却出现持续下滑，出口增速却持续低迷，总体劳动生产效率却依然处于持续下滑的区间，服务业和新兴行业却开始呈现疲态，消费却出现持续回落。
刘元春认为，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等3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
报告称，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分化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还没有形成持续稳定或复苏的基础。
今年经济增速下调至6.6%
刘元春更愿意用数字解释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去年11大类工程包总共投资额5.8万亿，持续五个月的公共财政支出达13.4万亿，上半年高达八万亿的全社会融资总额和增速高达22%的M1增长，再加上已经出台的1.8万亿东北振兴计划、4.7万亿基础建设投资计划，“这样才把经济增速补到6.7%、6.8%这个水平，未来能持续吗？当然是不行的。”他自问自答。
“因此，我们的逻辑就是内生动力在弱化，持续探底的进程还在展开。”刘元春说。报告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6%，较去年全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但由于价格效应，2016年GDP名义增速为7.5%，较去年全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2016年虽然延续了新常态艰难期不断探底的特征，但价格水平摆脱生产领域的“萧条”和消费领域的“低迷”，将有利于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启动。
“目前在国内的团队里面这是比较低的数据，低的原因第一个是投资，第二个是消费，第三个是进出口，也就是三架马车，实际上都是比较低靡的。”刘元春说。
报告预计，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8%，比去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回升，实际投资增速回落更为明显；全社会零售名义增速为10.1%，实际增速为7.8%，比去年全年增速分别下降了0.6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进出口在2016年呈现“前低后稳”的走势，全年增速为-2.3%左右。
不过，在经济低迷的2016年中最为显眼的指标是明显回升的价格数据。报告预计，2016全年CPI增速为2.3%，比2015年上涨了0.9个百分点。
“受到物价上涨、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杠杆率持续攀升等因素的掣肘，货币政策将由上半年较为宽松的定位转向适度稳健，但2016年货币政策继续持续总体宽松的基调。”刘元春称。
报告指出，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