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cc）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水皮：增长目标，潜在增长率，政策执行控制的能力能否保证如期实现预定的这个目标？
刘伟：从这三个层面上看，我感觉中国经济增长至少十三五期间，恐怕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增长过渡范围之内，即 6.5%到7%之间，甚至是其平均速度，个别时候那可能跌破6.5%，这完全正常。要不就不存在所谓松紧搭配了。跌破6.5%就松点，超过7%可以紧点，既然政策手段本身就是松紧搭配，其前提就是给出了一个想追求的增长的波动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至少在十三五整个区间，可能是6.5%到7%的增长速度。
稳定住这个目标，控制在这个区间，从目前情况看，客观上有可能，主观上政策有能力。
水皮：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的可能性问题，现在有所谓L底、W底的争议，你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刘伟：这个走势我判断就是一个L型，但这是个至少持续三五年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波动的L型。
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经济承受力
水皮：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多分歧，从各国经济复苏缓慢、紧缩态势明显，到中国自身的银行体系、企业体系、地方政府的巨额坏账，以及严重的产能过剩，几大因素让很多人担忧经济进一步下滑，悲观论者非常悲观。
刘伟：任何事物都有事先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人们的估计可能有一定的根据。但现在所谓的各个方面的坏账，数字都不一样，究竟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实际情况怎样？似乎并不特别确定。它会影响到我们判断的准确性。
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对经济出现波动的承受力。
速度放缓，或者通胀压力增大，国民经济能不能承受？我们讲供求均衡，总量结构，那是理论假设。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现实中存在的一定是失衡，是对这种失衡状态能否扛住。当然也需要一定的政策把失衡的严重性加以调控，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们现在所怀疑的实际上是政策能否控制住。因此就要讨论承受力究竟多大。对坏账，对各个方面潜在的风险，能有准确把握，对中国客观上承受失衡的能力的判断，这个非常要紧。如果还是把中国经济假定为原来那种经济，它出现这种波动的话，那可能就出问题了。比如说，还讲过去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则出现失业的话，所有的风险都会集中在国有部门和政府身上，那它肯定承受不住。但现在如果分散到各种经济成分上，它就可能有承受力。
再比如三大产业的关系和当年不一样，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现在已经超过50%之后，对失业的承受力恐怕也不一样。很多类似这种新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承受力可能有所提高。其实各种担忧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实实在在地讲，我不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会出现大崩溃，或者大萧条、大衰退。
中国的体制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政策的作用能力很强。这次反危机中，西方给中国政策优势排序，认为中国为什么反危机举措比较有效，排在第一位的原因就是政府在动员投资方面比西方一般发展中国家有更强的能力。特别对于短期出现的很急剧的危机的冲击，应对能力很强。
现在所有对中国经济的唱衰论，都是讲中国现在潜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是今后解决起来很麻烦，所以对前景不看好——实际上是这种问题。所以现在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正是长期问题。
中国现在面对经济结构性矛盾，如果通过市场来解决，有局限。通过政府来调结构，能力很强，但可能没有效率。关停并转，行政性的去产能、去库存，行政性的所谓去杠杆这些东西，没准把不该去的去了，该去的去不掉。
水皮：双重风险中，一个潜在通胀，一个经济下行，怎么有效控制？
刘伟：潜在通胀只要有压力，无外乎需求拉上或成本推动。从需求拉上看，现在既非投资需求过热，也非消费需求过热，重要的是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所以导致外汇储备规模大，所以结汇时外汇占款，倒逼出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大。长时期以来，M2增速之所以比较快，量比较大的动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压力大，不是来自总量的问题、经济快慢的问题，而是来自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所以现在学界提出来所谓国际收支再平衡。但是再平衡不光由得我们，全球贸易投资格局的大变化，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大的调整过程中，中国是什么位置，过去很清楚，现在却不清楚了。而且中国经济受到南北夹击——原来处在世界中间，实际上是从南半球落后的地方运来原料进行加工，然后将制成品发往北方发达国家去。所以中国比南部落后国家有更强的加工制造能力和技术制造能力，比北部发达国家有更便宜的成本。但这么一个贸易格局现在不一样了。南部国家已经可以将工业制成品直接发往北方国家，不再通过中国。
大概从2013年开始，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了美国，世界最大，但不是最强，所以要素成本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就直接进入北部发达国家市场。到了这个阶段，中国开始跟北部发达国家争核心技术和先进技术。这么一个贸易格局下，中国在南北夹击下，要想突围，要想国际收支再平衡，怎么再平衡呢？要素成本结构改变了，投入产出结构没改，是技术进步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需要做分析。
经济下行我们现在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内需疲软这样一个原因。内需一个投资一个消费，投资为什么疲软，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没有空间。现在国有企业融资渠道问题不大，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找钱不难，利率也不是很高。但它拿了钱没有优质的投资机会，钱投不出去。现在国有企业改革和上世纪90年代不一样了，那会儿多少还有软预算约束，还有“父爱主义”，还有上级帮着评估预算，现在虽然还叫国有企业，但是它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不会给国有企业再去平衡预算，除了极特殊情况。所以国有企业拿了钱之后，一定不去乱投。过去乱投一气，热闹一阵子，出了事交给国家。现在出了事要自己担着，市场约束力在加大，投资行为也相对来说比过去软预算约束的时候，要谨慎得多。所以现在拿着钱不投，没有投资机会。这就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没有空间。核心还是自主研发的能力不够，创新上不去，结构升级的动力不足，这样就使得投资需求上不去。
消费需求上不去，并非国民收入没有提高，也非城乡居民收入没有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水平37年来平均值在7%以上，应当说很显著，但问题出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占比长时期下降，结构差异大。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大。源自于产业效率的差距导致了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又导致了地区差距。这使得中国的消费水平很不均衡，它束缚了中国应有的消费规模。
微观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基尼系数在扩大，始终接近甚至超过警戒线水平，很多年在0.45以上，高的时候达到0.49，按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到现在这十几年间的数据，这几年有所降低，但不明显。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因为它拉大了收入差距。所以中国的消费出问题，从需求角度来看，需求疲软，根子是结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所谓的内需不足，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导致了经济下行，深层次的原因是一系列的结构失衡。
现在如果经济出现了滞胀，即所谓的双重风险，需求管理的政策便有可能失灵。中国还算处理得巧妙，采取松紧搭配、松紧适度。但即使是松紧搭配，只治标不治本，只缓解矛盾，不解决矛盾。只是按了葫芦起了瓢，而不是从根本上去协调。
供给侧改革是解决道路问题的希望
水皮：供给侧改革真正实施是从去年底开始，目前政策层面、学术层面，国内外舆论界对政策实施的效果仍有争议。可以看到的经济现象是，债务水平在飙升，楼市价格起伏很大，螺纹钢暴涨，大宗期货暴涨。这种变化趋势对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进是否有很大挑战性？
刘伟：这种情况实际上都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所要求，而是扩张需求所导致，都是需求短期的放大。为什么现在对有一段时期的短期政策多有非议，就是短期政策它的出发点是刺激需求，而刺激需求若过猛恰恰可能阻碍供给侧结构的改革。
任何一个政府管理短期来说就是过日子，就要解决眼下的问题，这种措施出来就是扩张。供给侧改革是提高效率，是去产能、补短板，但一旦过猛刺激需求的话，低效率就能活。最要害的问题涉及到如何把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统一，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统一，涉及到总量和结构的协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目标的一致，涉及到改革的必要性、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很多债务风险显性化了，那就要进行破产清理、债务清理，这将推动市场化进程。但推动过程中还得过日子，不能让它破产得太多，还要有个失业率的目标，这就涉及到了需求管理的短期目标和供给管理的长期目标之间的衔接。
供给侧管理，因为有风险，所以要有节奏。
水皮：是通过市场还是通过行政来调整、改变结构，这应是个中长期大问题。
刘伟：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强调的是对需求的刺激或是抑制，供给侧管理强调的是对生产者和劳动者的作用，关注企业的效率、成本和劳动者的技能、劳动生产率。其财政政策短期更关注减税，货币政策短期更关注降息，这些都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长期则要看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结构，是不是引导高科技，是不是倾向于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等等。
是通过市场还是通过行政来改变调整结构，这的确是个中长期大问题，弄不好就会否定市场。自从上世纪50年代法国人最早提出产业结构政策理论以来，虽曾有日本人开始推广，但一直到现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不予承认，认为产业政策应当是市场的事，产业结构的形成，不应当是政府的政策，它应是竞争性的自发的。美国主流经济学不承认有产业结构政策。但现在，美国出现了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它的战略技术发展这些东西。这说明，西方开始意识到光靠需求总量政策不够，要有结构政策，首先是产业结构政策这种战略。
大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在需求管理上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因为它没有货币发行权，没有财政赤字的决策权，不能举债。但在供给侧管理上可发挥的作用比较明确：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生活条件，以吸引有才华的人和高效率有竞争力的企业。这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可以有地方锦标主义，可以有地方竞赛，可以有所作为。况且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需求管理的作用的有效性不确定。需求管理就是刺激需求，刺激需求的前提是增大居民收入。但地方政府增大了居民收入之后，当地居民可能不一定在当地消费，很可能到外地外国去消费。开放条件下，完全可以出国消费，这将导致提高本国或者当地人的收入，结果却是拉动了别国的需求，即便在国内消费，也不一定买国内产品，可能是买进口品。所以对于大国来说，地方政府这一级实际在需求管理上的作用很不确定，但在供给管理上的作用却很确定，即产生的好处全可以留在当地。供给侧管理除了用财政货币政策之外，它的着眼点、有它的独立的政策体系，尤其是结构性政策，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等这些东西，而中国现在主要问题恰恰就是结构性问题。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新希望（上）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新希望（中）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新希望（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