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cc）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水皮：调整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的提法提出有一段时间了，效果为什么不明显？
刘伟：这些结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非常不同，供给侧改革的措施不是对消费者，而是对生产者。政策的目标是提高生产者的效率，降低生产者的成本。供给侧政策短期主要靠财政、货币政策，通过降息、减税、降低企业成本，长期靠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
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法治化程度保护不够，也就是企业的市场的自主权，如果在制度上保护不够，而政府供给侧管理的政策又直接影响生产者，它可能导致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过度干预，甚至否定。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需求侧它是个总量，它不对个体，它就是总需求，这个时候，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相对的很容易明确，市场为主，政府为辅。但这问题也有争论，为辅辅到什么程度，总的原则是明确的，政府对总需求调控是以市场调控为基础。一旦到供给侧这个情况就变了，政府政策直接影响厂商，弄不好就是对厂商自主权的否定。所以供给侧改革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了新要求。对企业的私权一定要保护，对政府的公权一定要规范。供给侧改革，简单地靠市场调节做不到，必须要有政府发挥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又容易影响生产者，容易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发生冲突。
水皮：这是个争论不断的悖论。
刘伟：几百年的西方思想史争来争去，不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吗，什么时候统一过？但是供给侧改革理论一旦提出来，就需要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而这两个东西又难以统一。所以，是个悖论。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上，所谓供给学派，其最后一块哲学基石，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没法儿选择。站在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供给性的政策难以实施，站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上，滞胀根本没法儿解决。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政策上，西方理论过去对这个问题一直回答不了。
所以，说老实话现在还真的提出新希望来。
水皮：新希望？
刘伟：这就是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私有制的市场条件下，要想协调自由和国家理性干预，永远不可能，只能是一段时期强调一头。资本主义危机是周期性的，这源于私有制。我国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坚实的制度基础就是将公有制和市场统一在一起。如果能统一，真的是一个创造。
水皮：这真的是中国特色。
刘伟：真是中国特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500多年资本主义私有制协调不了。问题正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种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社会的自觉性，存在问题。中国现在就是想有公有制下的那种全社会的整体的计划性，又有市场自发竞争的那种有效性。想把这二者弄在一起。如果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中国的创造。所以，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道路。
供给侧改革将触及经济哲学最根本问题
水皮：也就是说，供给侧改革将以中国独特方式解决中国体制性问题？
刘伟：刚才谈到的总量失衡、双重风险，其原因是结构性的，不从供给侧结构性入手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供给侧要解决这些问题，对体制的要求很深刻。在经济制度上，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资本主义之所以解决不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现代市场经济二者之间不能把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市场性真正统一。
所谓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弱点。所以现在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现阶段如果能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好地统一，就可以同时兼顾需求侧的管理和供给侧的管理。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具备了经济机制和制度的基础。
水皮：所以供给侧改革要深化，就要触及根本。
刘伟：怎么深化供给侧改革，这一点非常紧要。但这个改革一定要有法律制度的跟进。法律制度跟进主要解决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它说到底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如果反映不到上层建筑，反映不到国家法律制度的框架体系内，第一它随时可能倒退，没有保障；第二它确确实实没有权威，作用很有限。所以供给侧改革离不开法治。
法治说到底是对市场主体的私权力的保护，是对政府公权的规范。政府公权的规范，就是民主和法治问题。权力得有民主监督，权力的运用得有制度的约束。权力的发生，民主是授权，权力来自民主，因此要有民主监督。权力运用过程中，要有制度的笼子来约束，得有制度来规范。所以，经济改革滞后就意味着市场化不够深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处理不好。该市场竞争性领域，该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就导致政府集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和法治建设不跟上，就意味着政府集权的同时，对政府集权既没有民主监督，又没有法治约束。政府可以任性，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腐败，一定是寻租，是权钱交易。企业要想获得机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就得找政府。政府集权没有约束，企业要获得机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权钱交易就是寻租，最后就腐败，腐败最后的结果很简单了，第一破坏公平，社会混乱。第二瓦解效率，资源配置不按照市场效率原则，不是通过竞争，而是谁效率高就配置给谁，是按腐败指数。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存在，核心就是这个问题。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直接深入影响到厂商，而且必然有结构性差异。因此政府政策一定要有法治约束，一定要防止出现严重的歧视性干预，以避免破坏公平竞争。
政治制度上它解决不了民主法治问题，对私权的保护和公权的规范它做不到，缺少法治精神，经济制度上它解决不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制度性的必然，导致经济上、政治上、道德秩序上都出问题。
水皮：这项改革最终可能会形成一套理论体系。
刘伟：供给侧改革很可能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
水皮：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供给侧改革更多的是一种需要有勇气推进的综合改革诉求？
刘伟：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改革，不是简单的政策。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宏观政策来用。因为政策是短期的，需求管理就是个政策，财政、货币等等，供给侧管理更多的是长期的结构调整，对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要求。所以，千万千万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的政策相等同，把供给侧作为宏观调控政策来对待。
它确实不是个政策问题，实际上你越琢磨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就会越来越觉得推进这项改革要有勇气，如果没有改革的决心和方向，就将退回到计划经济，那就麻烦了。
我最近想写一篇东西，就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到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再一个它涉及到了经济哲学基础，涉及到了几百年来的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争论。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新希望（上）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新希望（中）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新希望（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