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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3000点上下挣扎 后股灾时代A股“带病前行”

张学光 2016-7-12 09:43:52

本报记者 张学光 北京报道

7月11日,上证综指在5个交易日内第4次上冲3000点未站稳,报收于2994.92点。经过2015年一场剧烈动荡的A股,至今仍未建立起信心以继续前行。

“去年此刻,A股陷在股灾和救市之中,这场无论监管层还是市场人士都没有预料到的系统性风险影响至今,我们也从上半年一系列从严监管的举措和震荡的市场行情中感受到重构的艰难。”在近日举办的一场“中国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论坛·2016夏季专场”上,中国金融在线集团副总裁马勇认为,在后股灾时代的A股市场重构中,投资者教育影响广泛而长远。

“2015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分水岭,这一期间,股市规模达成空前水平,市场参与者结构发生变化,杠杆问题凸显,同时,监管的思路和相关的政策没有跟上市场发展。”在证监会研究中心研究员黄运成看来,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讨论资本市场的监管改革和一些其它改进措施。

后股灾时代的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金融改革的核心目的是要创造一种金融风险能够有序释放的机制,而非完全覆盖风险。在吴晓求看来,在所有的金融形态中,不可以接受的是银行的流动性危机,除此之外,只要是透明度高、非欺诈基础上的股市波动,都是可以接受的,“资本市场制度上的灵魂是透明度,这个一定不能偏离,一切的法律监管都要维护市场透明度。在透明度的基础上,这就涉及到金融一系列制度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你要给投资者提供管理风险的机制和工具,很多人知道这里有风险,但是找不到办法。”

吴晓求认为,关于去年的市场大幅波动,有五方面反思是应该做的:

首先,反思当前法律监管的重点是否维护了市场的透明度?

其次,反思资本市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个要搞清楚,可不是说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做,赋予它巨大的功能,恨不得中国经济走出这样一个低迷就靠它了,它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它没有这么大的规模,虽然资本市场发展在构建金融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很多问题靠它来解决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也会歪曲了它的功能。”吴晓求认为,要凸显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风险定价的机制和融资功能。

第三,反思监管的职责是什么?“我们过去对监管赋予了太多的职能,一方面既要保持市场的透明度,又要让它推动市场化,实际上,指数高低跟监管没有关系的,监管职责的核心在于保持市场的透明度,依据法律打击一切违规违法行为。”

第四,反思市场成长的逻辑是什么?“市场成长的逻辑不是外部来控制的,是内生决定的,取决于这个国家整个经济的周期,取决于产业的周期性,取决于管理团队,取决于资本结构的安全,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影响以及宏观经济的变化。我们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牵引这个市场走,最终会给这个市场带来灾难。”

第五,反思市场规则的核心内涵是什么?“这个市场要发展起来,我们要构建一个非常完整的市场规则,除了A股的具体规则,我们在相关商业规则的基础上要有内在的关系,比如说万科事件,这是没有理解规则本质的内涵。一定要理解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是利益均衡体系,需要平衡各方利益,不可以利用你现在掌控的权力或者说资本的权力去让公司治理受到损害,一切都在妥协和协商之中,这是基本的原则,要在现代公司治理架构理念基础上思考问题。”

同样是对去年股灾的反思,湘财证券副总裁兼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康则认为,去年的股灾尚有很多不清晰的方面,“第一,去年的大跌如何定性,究竟是不是股灾?第二,如果出现了股灾该不该救呢?第三,在那个点位该不该救市?第四,应当是哪个部门来组织?第五,钱从哪儿来?第六,下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这六个问题现在没有共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严重的问题。”李康很奇怪为何讨论救市是否应该,他认为,当时政府及时出手完全正确。“那是抗震救灾的事,先救人,至于说是不是豆腐渣工程,我们以后再处理。”

该混业监管还是法制化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也认为对于去年的这场股灾的反思不够,他今年以来就始终在重申他的观点:监管者彻底改变,实行联合监管、统一监管。

“去年暴涨、暴跌可以看得出来,仅仅证监会一家,不可能把这么复杂、规模这么大的股市管好了。证监会在3000点是要降‘两融’的,但场外配资它管不了,而且场外配资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应该通过什么渠道来配资,配资的杠杆需不需要控制,说实在到现在没有人认真研究和思考。”贺强说到。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金融管理,早就进入了混业经营、混业管理,而我们还特立独行,搞分业经营,我们的金融机构也如此,可是我们监管没有跟上,还是铁路警察各自监管一段。所以去年暴涨暴跌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我认为我们应该痛下决心,让金融尽快进入混业经营、混业监管。”贺强建议。

就监管改革的问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监管确实是一个难题,“证监会的监管权力有多大,监管职责、范围,监管的模式,不是一个单边的监管模式的变量,而是跟市场化、法制化程度息息相关的,市场化、法制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去行政化就越有成效,市场化、法制化程度越低的话,市场不管不行。”

如何推进监管的市场化?在黄运成看来,“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是部门立法,原来的法律有很多问题,如果还在采取过去的立法形式,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一部分的利益,带来的问题可能比想象的要大,推进法律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同时,一些重要机构去行政化如何快速推进,也是能优化监管市场化的重要方面。

而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远忠则建议,从证券资本市场角度来说,能否从微观的角度做推动?他举例说,当下证监会的很多规范性文件可以进行总结提炼,向国务院法制局提出上升为行政法规,这会增强证监会的执法权限,最终若干总结的行政法规可以参与形成新《证券法》。

他对比英、美等国家的金融监管制度,对A股市场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一元化改革是必须的,如果像现在这样分业监管,将来的问题还会重复出现;第二,证监会加强独立性建设,实行委员制;第三,取消预算制,改为向监管对象收取会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