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曼
法国尼斯发生“恐袭”后的第二天，土耳其再次发生“军事政变”，这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但背后却与反全球化与日益活跃的“伊斯兰文化复兴”相关。几个世纪前，也是因奥斯曼土耳其的向西扩张，尼斯与伊斯兰世界结盟，对哈布斯王朝构成威胁，中欧面临肢解，英国、北欧等基督新教国家锐意变革在科技上得到发展并最终解放了希腊，而奥斯曼土耳其却日渐衰落，如今，面对欧元区危机，土耳其是继续做欧洲梦还是回归帝国梦，其内部欧化派、现代派与保守派、民族主义的矛盾已经激发，在这次政变挫败后，从土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政府大肆抓捕法官、教师与作家来看，土耳其的未来不容乐观，世界将更加动荡。
帝国斜阳的忧伤
与很多人不同，我了解土耳其是透过诺奖作家帕慕克，他给我们提供了从内部看土耳其的视角，而从欧洲作家与历史学家的作品看土耳其则是他者视角。法国作家纪德曾在《日记》中详细描述过伊斯坦布尔的破败景象，这个城市之所以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并不是美景不美，而是在他看来伊斯坦布尔就是一个“偷来的博物馆”，因为这里展示的不是帝国的创造，而是他们通过征战的掠夺后的炫耀，还有就是对拜占庭帝国的涂抹与粗俗改造， 比如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四周竖起四根柱子就变成了清真寺。
但在帕慕克看来：伊斯坦布尔的美景之美，在其忧伤。很显然，他再现的伊斯坦布尔不是记忆中的美景，而是一种集体情绪，也可以说是一种文明的失落情感。用他们的哲学术语来解释就是“呼愁”，从宗教苏菲主义解释呼愁就是“无限接近真主而不得、得不到的苦闷，”这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呼愁不是个体情感，而是宗教、文化上的集体情感，就如同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我们的价值在于对家庭、社会的贡献，如今被替换成对国家、党的奉献。所以读帕慕克的作品很容易产生一种代入感，“我们”与“他们”这种本能的防御机制在精巧的文化编织下会形成自动过滤器。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而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所以，他们一生不是去对抗这种失落，而是努力成为失落的一部分。这就使得土耳其因强力推进才融入现代化，但在之中总是反复，他们总是在回望过去，让西化派变得孤单，近年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似乎在回应民众的需求，兴建清真寺、限制自由言论、允许公职人员戴面纱等。
这让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与伟大传统的中华文明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可以互为镜像。
奥斯曼土耳其的前身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为何土耳其会信仰伊斯兰教，土耳其又和其他伊斯兰国家不一样？所以，这就牵涉到土耳其要回到怎样的传统，这也是帕慕克的疑问，土耳其向西会到什么程度，向东会到哪里？
土耳其的祖先是生活在新疆阿拉泰的突厥人，向东的一支被汉化成了汉人，他们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后信奉佛教，7世纪伊斯兰教兴盛不断向西向东扩张，所以突厥人向西的一支就信了伊斯兰教，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人，他们传统上也信仰佛教，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不断壮大，统一阿拉伯世界，然后向西扩张，攻陷拜占庭帝国首都（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占领希腊、亚美尼亚等基督教版图，东正教败落，基督教只好向更西发展，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垄断陆地与地中海的贸易，十字军东征或多或少缓减了伊斯兰向西扩展的压力，当时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只好寻求海外殖民地，英国在经历新教革新与政治制度变革后，成为新世界的领袖，一战后，她几乎接管了奥斯曼的殖民地，面临被肢解的命运，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全面推进现代化、革新传统文化弊端，废除一妻多夫制、给予妇女选举权，土耳其政教分离成为世俗国家，从此也给土耳其带来了繁荣，而作为凯末尔遗产“世俗化”守护者的军人在历次“政变”中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军人干政是土耳其政坛的一大特色，1961年的《土耳其军队内部服务法》和1982年的宪法赋予了军队捍卫凯末尔遗产的重任，任何背离凯末尔改革的政府，军队都有权力“拨乱反正”。这次“政变”挫败，说明凯末尔强力推进的“现代化”在经历几代人后，已经变了味。
历史的宿命
这难道是历史的宿命吗？帕慕克在他的自传《伊斯坦布尔》中也试图去解释这种命运。他作为西化家庭长大的孩子，其祖父也是凯末尔共和政府的建筑官员，家人都以追求西化生活为梦想，但在若干年后，他们发现他们并不能完全变成西方人而变得愤怒，而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也以改变他们的文化弊端为耻辱，这就使得两种情绪对立。
上世纪80年代伊斯兰政党上台就是以抓捕作家反“意见人士”为“政变”前奏，在帕慕克《受审》一文中，他回忆了自己的'“受审”过程，把作家与记者送进监狱在土耳其近20多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驱逐异议人士、限制言论自由”这不得不说是专制国家的传统，“我生活的国家，总是尊重高官、圣人和警察，但是却拒绝尊重作家，除非这些作家打官司或坐牢多年。”
2005年，帕慕克在接受一家瑞士报纸采访中，提到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惨遭杀戮。这是“历史事实”，但土耳其外交官却认为死亡人数与学术界提供的数字有出入，帕慕克因“公开诋毁土耳其身份”而受审。
“我们国家不遗余力地阻止土耳其人民知道发生在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身上的事情，这件事实本身成了禁忌。”帕慕克无疑犯了众怒，当时各种报刊、右翼、各种民族主义及极端宗教组织游行、抗议、焚烧帕慕克的书籍，却也因此让帕慕克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现实总是具有讽刺意味，在西方看来，很土耳其味的作家却因为诋毁了土耳其的历史“荣耀”而受到起诉，这一幕，恰是帕慕克小说《雪》中主人公卡的现实再现，因为个人政治观点，而要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城市，由此看来，帕慕克也是一个预言性作家。
帕慕克在散文集《别样的色彩》中，就隐秘地预见了今天土耳其的走向。
“我们看到的这场正在上演的神秘剧（指审判作家、历史禁忌），并非土耳其独有，而是表现了一种新的全球现象。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印度和中国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以及这两个国家中产阶层的扩大。不过我认为，只有看到这些阶层人们的生活在小说里有所反映，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他们在这场转变中所起的作用。”
“一方面，有人要匆匆忙忙加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愤怒的民族主义将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当作西方的发明物。”这种种的争端，在帕慕克看来只不过是这些政治和经济计划与其产生的文化渴求之间的冲突。
我们一方面向往着西方的文明，科技、现代，但又害怕失去我们的身份，这种因不发达而带来的失落无疑会放大我们的耻辱感，而对于广大被剥夺、贫困的人群来说，'仇恨西方”无疑会减缓我们的焦虑，获得因落后带来的精神补偿。
联系这几天国内小粉红对赵薇的围攻，爱国者对肯德基、苹果手机的抵制，这其实都是文化上的紧张而产生的身份焦虑，但背后诉诸权力对不认同者的压制却是民族主义的变异。
如同笼罩在“伊斯坦布尔”上空的“呼愁”，既是帝国辉煌的骄傲也是文化枷锁，这种因失去而产生的痛苦左右着每一个土耳其人，“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是主张个人反抗社会，反倒是表明无意反抗社会价值与习俗，鼓舞我们乐天知命、尊重和谐、一致等美德。”这对于我们，又是多么熟悉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