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岩鹏
5月的一天，国务院第二督查组在山西太原举办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东杰智能董事长姚长杰向督查组反映，“我们手头掌握着数亿元资金，想投，却投不出去……”
像姚长杰这样囤有大量现金的企业家还不少，中国公司上个季度持有的现金达到1.2万亿美元，增长速度超过欧、美、日。而过去半年，民间投资增速却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跌入15年来的“冰点”。
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注意到，20年来第一次出现在我国的现象：中国企业手头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现金，却又有如此少的投资目标。史无前例的持有规模还是令决策者和投资者感到不安。最能反映流动性的指标M1，6月末飙涨24.6%至44.4万亿元，其中的38.1万亿元属于单位活期存款。
“历史上M1的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经济上行，但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盛松成说，企业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尽管在“流动性陷阱”一词前面有几个“某种形式、某种程度上”的定语。
现在的情况很尴尬：目前企业有流动资金而不进行投资，货币供给再增加也依然会被货币需求所吸收，投资却很难再增加。上半年信贷市场开闸放水，却刺激出一堆资产泡沫。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要知道，日本曾深陷“流动性陷阱”而遭遇“失去的十年”。中国会这样吗？
不赚钱，为什么还要投资？
江苏省江阴市的标杆企业万荣纺织厂正计划缩减投资比例。总经理王雪荣说，现在国际市场行情不好，产品出不去，国内又找不到销路，生产成本却在走高。
作为远近驰名的纺织制造业重镇，江阴正经历着一场看不到尽头的萧条和衰退。在王雪荣眼里，江阴只有两类企业：一些企业挣扎在死亡线上，确实没能力投资；另一些企业则因为看到市场需求不旺，也不敢轻举妄动、扩大投资。
过去半年中，民间投资跌入15年来的“冰点”，增速惨遭“腰斩”，仅为2.8%，不及去年增速的一半，民间投资占全国社会投资比重也出现下滑。
其实，这种下滑早有苗头。在2012年地方招商中，贵州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黄勇就敏锐地发现，有很多企业开始缩减投资，因为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所以到2013年、2014年就越来越没有动力投资了，形成了恶性循环。
黄勇注意到，从2014年起这一迹象开始显现，当年民间投资增速为18.1%，未能保持住以往20%至30%的速度，到2015年增速进一步下滑至10.1%。
这年12月，曾经的百强连锁、福建IT界的“庞然大物”——已经做了15年、年销售额达50多亿元、最高峰时员工逾2000人的一丁集团突然倒下了，全国数百家门店突然关闭，董事长吴建荣失联。消息刷爆朋友圈，震撼福建商界。
彼时，作为电子制造业重镇的深圳，上演了一场中小企业倒闭风波。一些顶着明星光环的代工制造企业突然关停，导致其背后的数百家小供应商措手不及，日子变得难过。
生产领域环境恶劣，利润微薄，通缩气氛浓重。浙江民营企业投资联合会会长周德文调研发现，部分民营企业对投资创新有颇多顾虑，对市场前景持谨慎态度，吃不准投资方向，对新上项目与扩大生产在观望、等待，下不了决心，造成一些民间资本投资项目搁浅。
步入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更是逐月下滑，从6.9%、5.7%、5.2%、3.9%到2.8%。制造业投资增速还在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这种下滑趋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第二产业的民间投资占整体第二产业投资规模的比重高达78%，当前“去产能，去库存”等政策更多是制约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
而旨在焕发民间投资活力的PPP项目，进展得也不顺利。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有些地方把赚钱的项目只给国企，实际上还是没有对民营资本放开。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2日，地方政府已经推出7835个PPP项目，总投资额约8.8万亿元。不过，这些PPP项目落地率仅为21.7%，大部分PPP项目还在前期准备中。
“有些地方政府只把一些公益性或收益不确定的项目向民资开放，一般需要15-20年才能回收成本，当然民企不愿考虑了。”张汉亚说。
民间资本很大一部分投向制造业，而目前新的产品和新的投资机会不多，因此民营企业有钱没处投。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光远并不认为“民间投资下行反常”。“制造业不赚钱了，为什么还要投资？”他反问道。
地方政府“JQK”，
民企很受伤
有钱没处投可惜，但更可惜的是，有钱投不出去。姚长杰便遇到了这样的情况。5月24日，国务院第二督查组在山西太原举办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他向督查组反映，“我们手头掌握着数亿元资金，想投，却投不出去……”
资金投不出去的原因卡在“土地”。东杰智能副总经理张新海表示，公司希望投资停车设施，但任何一块看起来能够建停车设施的空地，都有不同部门对其设有各种条条框框，比如规划部门有“红线”要求、建设部门有容积率要求、消防部门有消防安全要求，让企业无所适从。
姚长杰还反映，东杰智能位于太原不锈钢产业园的生产基地建设，也正在遭遇因土地迟迟不能到位，导致总额5亿元投资无法投出、项目无法开工的尴尬。
无独有偶，鄂州市三江港新区的一些重大项目，用地较多，因国土规划调整导致土地不能及时挂牌，项目无法开工建设。周德文说，这是个普遍现象，用地指标短缺制约着民间投资项目建设。
“民间投资进程中，土地的落实存在较大困难，每年地方有限的土地指标相对企业投资所需土地严重不足，导致部分项目迟迟不能落地。”周德文告诉本报记者。
青海央宗药业法人代表徐楠也向督查组反映了他们遇到的问题，据他介绍，公司开发了一款降血糖的藏药，研制花了6年，审批已经5年半了，却迟迟拿不出审批结果。“再这么拖下去，项目肯定要黄了。”他说。
近年来，中央政府持续不断地推出简政放权、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等改革举措；然而，大量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落到实处，各级地方政府不作为问题仍然存在。
在5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说，自己到基层考察调研时听到，个别地方群众甚至编出了顺口溜，说地方政府当前对民营企业有“三不”：“不听电话、不接材料、不予办事。”
对于另一些民企来讲，地方政府不作为都是些“小事”，因为他们遭遇的都是近乎欺骗一般的空头承诺。
据新华社报道，督查组在黑龙江期间，一些受访的民间企业家反映，招商引资时企业被奉为座上宾，但在项目投产后，地方政府承诺的条件不兑现情况比较普遍，企业将之形象地描述为“JQK”：“先勾我们进来，圈块地给我们，然后再剋我们。”
督查组发现，部分法规政策不配套、不协调、落实不到位，一些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少数地方政府失信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6月22日，6份大型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摆在议事桌上，李克强这天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是“民间投资”，国务院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就此足足议了3个多小时，这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很少出现的场景。
“这些材料太典型了，各部门都要拿回去认真看一看，找一找涉及自己部门的问题，对号入座！”李克强说。
当天的一个细节是，李克强翻阅督查报告时看到所附的数张表格，其中列举了一家民营企业新建一个项目需要的90项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日常经营中需要的56项审批事项。总理感叹道：“大家都应该认真看看这张表，真是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这么多审批项目、涉及这么多部门，有些都是重复审批。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了，民间投资怎么能不难呢？又怎么敢投，怎么愿投？
温州民间资本历来被视为是中国民间资本的风向标。从炒煤到炒房，再到参股银行，温州民资可谓是无孔不入。当下，温州民间仍然拥有大量资本，但是温州民间资本最大的尴尬不在于没钱，而在于无处可投，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投。
大水漫灌，又见“流动性陷阱”
由于投资机会稀缺，那些不想和不敢投资的企业更乐于持有现金。中国公司公布的上个季度现金持有量大增18%，创出6年来最大增幅。不包含银行和券商在内，中国公司持有的现金达到1.2万亿美元，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欧洲和日本。
中国企业手头的现金越来越多，可投资的项目却越来越少。
这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个新现象。过去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企业勇于承担风险往往都带来了积极的结果，但随着经济增长从几年前的两位数跌至7%以下，企业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激烈的转变。
一边是央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源源不断地注入流动性；但另一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却萎靡不振，经济增长乏力。日本深陷“流动性陷阱”遭遇“失去的十年”犹在眼前。
首先捅破“流动性陷阱”这层窗户纸的是央行的官员。7月17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公开场合称，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尴尬局面是“企业有流动资金而不进行投资。可以说，企业陷入了某种形式、某种程度上的‘流动性陷阱’”。
经济上半年企稳的力量更多是政府拉动。一些专家学者质疑：投放了这么多钱，换来了多少增长？甚至有人把当前的增长模式跟2009年中央政府推出的4万亿计划相提并论。
财新智库莫尼塔董事总经理、宏观研究主管钟正生认为，这样的比较有些机械，但他同时也承认，目前种种迹象表明，靠强刺激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在递减。
一切似曾相识。2009年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信贷市场大规模开闸放水，当年上半年新增贷款规模达到7.37万亿元，而今年仅上半年就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创出了7.53万亿的新高。
“这种大水漫灌的方式，效果很糟糕，现在‘脱实就虚’的状况已经全面抬头。”刘元春说。
资金积压在哪里，哪里的资产价格就会走高。上半年M1异常飙升，对应了当下实体经济投资的低迷和资产价格泡沫的疯狂。中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一大景观是有大量的钱都趴在银行账上不搞投资，很多国企拿着廉价信贷在买理财产品，搞金融投机。
强刺激的后果是满眼的泡沫：房价暴涨！“地王”井喷！这是资本短期炒作的黄金时代，但同时却又是实体经济的冬天。
更让刘元春担忧的是，当金融价格上涨和实体经济收益下降的双重预期形成之后，会出现进一步的恶性循环：当我们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时候，实体经济并不会有很大的改善，但虚拟经济领域会因为大量资金的涌入，进一步刺激金融价格的上涨。
7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抑制资产泡沫”，为的是不重蹈覆辙，这一切会发生吗？
当年日本的教训是，虽然银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但货币只是在银行内部和企业账户里头流动，大家对前景预期普遍悲观，钱并没有进入到经济循环中。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敬国表示，金融机构在给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时，重点看的是企业的融资能力而不是现金流，但这背后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企业从金融机构A贷款去还给金融机构B，这形成了金融业服务业增加值，但这可能是一个没有现金流的资金流转。
可怕的“流动性陷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大量的钱在金融体系内空转，信贷资源流向实体企业受阻。
“国进民退”顽疾之痛
最坏的情况，谁都不想让它发生。和7年前一样，中央和地方再一次祭出“信贷加政府推动基建投资”的组合拳，中国经济一季度“开门红”，上半年GDP增速6.7%，高于年初设定的目标。
政府本打算借此带动民间投资，但却事与愿违，本轮经济复苏小周期背后相关的流动性和政策支持是普通民企所难以企及的，民企依然需要面对融资难融资贵以及部分行业准入门槛过高等一系列困难。
英利国际置业副总经理杨晓榆在督查组座谈会上直言，银行都会拉出一个规模排名，行业前20名可以放贷，中小民营企业只能“靠边站”。
这并非个案，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对比中美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现，中国民企高度依赖内源性融资（包括自有资本和留存收益），占比高达60%，而美国只有30%；中国民企从银行贷款、发行债券以及股票融资的比例远低于美国。
此外，中国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比例（20%）远低于国外类似的企业（42%），民间企业申请贷款的身份歧视和金融压抑。
任泽平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融资领域的“国进民退”。除了融资难融资贵，督查组还披露了影响民间投资下滑的其他原因，其中就包括，民企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和政府服务等方面难以享受与国企的同等待遇。
重庆一位环保企业负责人就向督查组坦言，现在民间投资面临最大的困惑是缺乏公平待遇，屡遭“白眼”频“碰壁”，影响了投资动力。而这一切都还是发生在两个“36条”之后。
民企准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空间狭小的第三产业，而市场准入限制导致民间资本可涉足的领域受限，尤其是难以进入拥有较高回报率的金融、医疗、养老等第三产业。民间投资占比最大的第二产业还是由国企主导。
尽管扶持民企的文件已经出了新旧两个“36条”，但在现实中却遇到落实难，政策的不公平不透明极大地挫伤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上半年央企联手上市公司豪掷千金拿下逾八成“地王”，民企却频频被逼退。大量国企沦为僵尸企业、大而不死，地方政府却为它们站台信用背书，民企被歧视被迫退出，劣币驱逐良币逆向淘汰。
民间投资下降、国有投资上升，任泽平说这本质上是新一轮“国进民退”。数据为证：在民间投资增速一路下滑的同时，国有及国有控股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从去年底的10.9%飙升至今年上半年的23.5%。
刘元春认为，国有企业的强劲投资是导致民间投资“被挤出”及其增速断崖式下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如2009年的4万亿计划，在大规模刺激下经济出现了暂时回暖，但同时也挤压了民间投资的空间。
最具活力的民间投资增速还不能企稳，市场内生增长动力还不充分，未来的潜在GDP增速和生产能力都会出现下滑，过分依赖信贷加基建投资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今年1-6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仅同比增长2.8%，增速比1-5月回落1.1个百分点。相应地，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缺口已由1-5月的5.7%扩大至1-6月的6.2%，“喇叭口”进一步拉大。
而政府投资力度的不断加码已难以止住全国投资增速的回落态势。1-6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9%，比1-5月回落0.6个百分点，增速已连续3个月下降。
“民间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60%以上，但基建投资只占18%左右。所以如果民间投资再下降两三个点，就意味着基建要弥补这个缺口必须要再提高6到7个百分点，靠政府拉动很难。”刘元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