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年
刚刚发布的7月信贷数据值得关注，新增人民币贷款只有4550亿，环比大幅下降65%，同比下降23%，而这个月社会总融资规模仅新增4879亿，环比减少70%，同比下降34%。这组数据说明企业融资减少，对近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轻装”去除“摩擦力”
在2015年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战术关键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过高、成本过重，本身既有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也有市场机制失灵的因素。传统产业会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使得需求逐渐饱和，有效的市场机制下，利润就会下降，资本就会转移到新的领域，过剩的产能就会减少。但传统产业往往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是具有负外部性的特点，导致市场失灵，而我国对于资源的使用和污染排放尚缺乏足够的制度设计将其外部性成本通过税收、处罚变成企业的内部成本，导致企业投入产出与社会的消耗和损失不对等；房地产行业又处于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中期，前期快速增长的单边效应使得企业和个人都高估了行业的未来、低估了风险，随着人们预期的理性化和契约精神的普及，不动产价格将由只涨不跌转入有涨有跌的周期状态，库存也将逐步恢复到合理波动的新时期；而杠杆过高问题，则主要体现在非金融企业方面，由于融资渠道过于单一，主要是银行信贷，债权融资和间接融资带来了高成本的高杠杆，必须通过发展股权融资市场以及传统债券和中小企业高收益债的多层次资本体系来解决增量问题，通过贷转债和贷转优先股来解决存量问题，建立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市场机制，以市场的手段来改革高杠杆形成的土壤，逐步在发展中实现去杠杆；成本问题则是进行税制改革，减少重复收税，减轻新兴产业、环境和谐产业的税负，根据外部性成本大小增加高能耗、污染环境的产业的税负，通过制度成本正负激励来引导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因此，“三去、一降、一补”是为经济转型、提高经济质量、减少经济风险的“轻装”措施，就像去除“摩擦力”，但本身不是增长动力，不能带来“前进”的效果，是“战术”，解的只是“近渴”。而要“前进”，则需真正推进十八大和十三五规划的基础上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建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远水”，是“战略”。
改革供给侧各要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针对资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技术、企业组织等供给侧方面的要素进行制度改革。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为人们生活带来实质改进、为文明带来真正进步的是科技的创新，从石器、铁器、纸等古代发明，到电、汽车、飞机、冰箱、空调、计算机、互联网、手机、航天技术、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等，都是在供给侧的改变。因此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为了让广大人群享受人类文明科技进步的成果，并且进一步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的进步。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就必须不断提升生产效率，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为了实现第二个目标，就必须通过社会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人类智慧精英投身发明创造领域，扩大科技投入和产出效率。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部机器，可以不断推动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建立完善的这部机器，就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是资本方面，应以企业融资和投资人投资为两个对立统一的结构，完善从小企业、中企业到大企业的融资渠道，完善初创企业、发展期企业、成熟期企业和转型期企业的融资渠道，建立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私募债权到公开股权债权市场的多层次资本体系，逐步改变我国目前以银行信贷为主的、股权融资过低、高风险债券市场匮乏的早期金融体系状态，向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同时建立社会风险和投资风险防控体系，实现发展与稳定的均衡。设立投资人资格评估机制，建立风险识别与风险自负的市场契约机制，建立融资功能和投资功能并重的股票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股票发行和转让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监管只面向信息披露和契约执行，促进资本市场的创新发展。
在人力资源方面，应逐步放开人力资源流动的约束，以工作居住登记替代户籍登记制度，将纳税和社保、医保、养老以及子女教育联系起来，打破地域壁垒。大城市不仅需要高精尖行业，也需要餐饮、家政、零售等各类劳动者，他们也应在工作与纳税地享有医疗、子女教育、社保和养老的权利，并应建立这些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的跨地域转移机制。流动的人口是人力资源，是劳动者，是供给的最小单元，也是消费的最小单元，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享用财富的主体，只有让人力资源平稳流动，才能最大发挥人才红利和人口红利的价值，让人力资源效率最大化。
在自然资源方面，主要包括土地、矿产、水等，也应建立流动机制，即以马克思所构想的个人所有制和市场定价的原则进行流动的市场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同时考虑资源的外部性，对环境与生态影响进行量化，通过资源税和污染费进行成本制度化，多使用多付费、多污染多承担，税费必须与其外部成本相当，以此收入投入到环境治理和损失恢复方面，并且以此促进生产者以更加低廉的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技术与措施替代原来的粗放和污染生产方式，最终实现绿色与发展的平衡。
在科技方面，应完善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让科学技术生产者获得相应的回报，一可以激励创新创造，二可以免除科研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以便主要精力投入在科研创造方面。应建立基础教育、基础研究、产业研发、企业研发的多层次科研体系，从财政支持的科研教育机构到社会自办的科研教育机构以及企业内部的科研体系，将国家引导、商业激励和资本市场相互结合起来，做大科研的人力精英投入分母，做高科研有效产出的效率分子，形成可持续创新研发与多层次科技创新的长期战略体系，重新发挥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的领先地位，实现新四大发明、新四百大发明甚至新四千大发明。
在企业组织方面，应完善政府与企业的契约精神和法治体系，优化国企与私企的定位分工，让企业和市场发挥其商品定价和价格调节供给的功能，让企业和市场发挥其竞争促进科技创新和生产力提升的功能，让企业和市场发挥其优胜劣汰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功能。国有资本应在公共服务和战略安全领域做强，也应保持有效的竞争机制，以维持企业的生机和供给的效率；私企应在商业服务领域做强，成长出更多的跨国企业，促进其创新的活力和供给的普惠性，应建立企业与消费者、资方和劳方的均衡博弈与共赢博弈机制。
无论企业家还是政治家，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其追求自身回报最大化和投入成本最小化的动机方向，都有其获取信息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有限性的能力局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要促进个人动机与社会总体利益的统一，通过企业与政府来突破各自能力局限的持续改进，这样的制度一方面需要有面向当时发展阶段的时代性，也需要有不断根据阶段发展变化和自身缺陷逐步改进的自我进化与修正能力，改革就是要考虑这两方面的特点，从供给侧出发，不断促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供给能力的实现，继续已经延续五千年不断的中华文明的新辉煌。(作者为诺亚控股首席研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