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西子湖畔，瑰丽璀璨；满陇桂雨，令人沉醉。2016年G20杭州峰会马上要开了。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疲弱的严峻状况，中国与世界舆论最近对于本次峰会将要商议的内容和可能达成的共识，已有很多分析和猜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庞中英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因为本次峰会是由中国主办，一些观点据此认为中国似乎将包打天下，但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本次会议将要强调的，既非美国治理，亦非中国治理，更非其他某个国家治理，而是全球治理。全球正面临严重问题和挑战，需要通过G20峰会加以讨论并提出有效对策，G20进程也因此才需要继续下去。庞中英表示，在世界共同面对严峻经济形势背景下举行的本次G20杭州峰会，需要为解决世界经济难题提供方案。
亟需各国达成一致
《华夏时报》：G20峰会机制在杭州的继续，将要实现怎样的目标？
庞中英：从2008年开始，G20进程一度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危机管理机制，之后的进程也是试图解决动荡的世界经济所面临的紧迫而严重的深层次问题。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并未缓解，而是更为严重。在美国，本次大选暴露出其内在的危机和挑战，两位总统候选人竞选期间甚至竞相宣称不要TPP，反映出美国正面临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在欧洲，欧盟虽然经受住了英国脱欧的第一波冲击，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欧洲同时还面临着难民危机。金砖国家中，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巴西经济状况比较糟糕。印度经济似乎比中国稍好一些，但其增长比较粗放。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普遍不很乐观。此外，恐怖袭击全球化倾向也令人十分担忧。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办G20峰会，在美丽的杭州，经过与世界主要国家和重要国际机构的领导人共同讨论，试图找出应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办法。与此同时，中美、中日、中韩等一些比较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不很乐观的多边关系，也都希望通过本次峰会有所缓解。
由此角度来看，本次G20杭州峰会并非嘉年华会。虽然它对提升杭州市在全球城市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展示其夺人的魅力与风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无论哪座城市办会都希望能达到这一效果。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于杭州接待世界主要国家和重要国际机构的领导人到访，这对于开展多边外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必须强调的是，本次杭州峰会，仍只是G20进程的继续，而G20进程之所以要继续，是因为世界经济自2008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摆脱危机、取得增长的有效办法。所以，大家觉得G20框架仍然有用，G20峰会要继续开。
《华夏时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所面临的问题能否通过这次开会得到很好解决？
庞中英：官方说本次G20峰会有望达成近30项主要成果，成为历届峰会成果最丰富的一次。外交部长王毅表示相信本届峰会一定能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新的重要贡献。但我们要看到，G20峰会自2011年法国主办后其危机管理功能结束而走向常规化管理机制，这些年并未强调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尤其在一些敏感的、重大的问题上，根本无法达成一致。因此，有关国家只好找一些相对容易解决、可以共同讨论的议题列入峰会议程。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很多国家的央行正在放水，相互之间没有协调，其实质是在比滥。像这类问题在历次G20峰会上，从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所谓增长、创新、包容性、基础设施投资等，都是G20峰会必然讨论的话题。2014年我参加了布里斯班G20峰会，那一次主办国澳大利亚强调的会议主题就是增长，去年的土耳其峰会也是这个主题。这次主办国中国所强调的主题比较多，“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这些大家都能接受，协调起来也比较容易。尤其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通过亚投行，通过单边或多边合作投资，可为世界经济向好做出很多贡献，这些大家都很欢迎。但话说回来，G20机制虽号称要争取成为一种能被各方所接受的长效机制，但即使成为这样的机制，也只会讨论一些相对不太敏感的问题，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世界经济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
先后在华盛顿、上海、成都举行的2016年3次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有关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实际都并未达成任何协议。曾经传说上海会议将要搞一个类似1985年广场协定那样的东西，以稳定全球金融货币市场，现在看，最后由于各方立场和利益差异太大，没有达成任何东西。成都会议发了个声明，李克强在北京与6个国际经济组织代表举行了一次1+6会议并发表了一个新闻公报，这相当于本次杭州峰会声明的预演。世界经济问题越来越多，却始终没有真正的治理。如果仍然不触及深层次问题，杭州峰会恐怕也很难达成这方面的共识。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就全球经济所面临的真正紧迫的核心问题而言，本次会议倘若不触及最敏感的神经部位，这将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仍不会达成。
现在大家期待着当明年9月德国接过G20峰会主办权成为轮值国主席，同时宣布2018年G20峰会主席国，中国与这两个国家按照既定机制共同成为G20三驾马车“领导班子”成员时，杭州峰会没有完成的使命，能够得以继续完成。如果明年世界经济出现大的动荡（美国新总统上台是主要因素之一），G20可能就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谁都不应往后退缩
《华夏时报》：本次峰会有可能展现什么成果？
庞中英：杭州峰会可能取得进展的方面，除了会议所强调的“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等主题，可能会在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进展。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其实美国经济也面临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问题。欧元区面对的是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问题，日本经济也面临同样问题。各国经济都共同面临结构性改革问题，G20峰会因此可能会要求各国在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方面通过20国机制有所协调，这方面各国可能会达成一致。
本次峰会由于中国强调发展问题，因此也涉及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协调，包括印度、巴西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迅速，但冲突也很严重。比如中印之间，经济发展中存在一定冲突，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竞争，发展政策不很协调。本次峰会强调发展要相互协调，这可能是会议值得关注的亮点之一。在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各国都要对贯彻落实《巴黎协定》做出报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本次峰会上可能也会得到强调,中国已表示将积极推动落实和制定行动计划。这无疑也是本次会议亮点之一。本次峰会上，普惠金融将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有3个关于普惠金融的重要文件会提交给峰会讨论。作为G20峰会主席国，中国打算与各国分享过去20年发展普惠金融的经验，共同推动全球普惠金融的发展与进步。这是一个重要亮点。
上述几点应是本次峰会能够向世界展示的成果。
《华夏时报》：外交部长王毅说本次G20峰会，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大舞台。你认为国际社会最期待在这个大舞台上有哪些大戏上演？
庞中英：中国已经参加了很多的多边经济合作，这次是在由中国人主办的所谓的主场进行多边活动，中国最高领导层强调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并表示中国更愿意参加全球治理。但现在世界形势中大国例如美国却在强调孤立主义，强调摆脱全球化，强调美国利益优先，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这个姿态都非常清楚。奥巴马总统在其8年任期中这种倾向也很明显，即并不是强调大国在解决世界经济所面临问题和挑战时应承担责任。特别是美国，实际所承担的责任与其大国地位和实力相比是不够的。
在世界各主要大国承担责任的意愿处于最低潮的时候，中国提出愿意为全球治理和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做一些贡献，这使得前来参加杭州峰会的各国和各主要国际机构领导人都有些将信将疑，都猜想着能否从中国拿到什么好处，猜想着中国能够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尤其一些中小国家和一些地区，甚至包括欧盟，都非常关心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将如何得到解决，都希望中国为此能发挥更大作用。现在已指望不上美国，但这里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中国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为人类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好是好，然而仅是中国一个国家，并不能有效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中国通过开多边会议，实际是要告诉其他国家，尤其是告诉美国，大家都不能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往后退缩。
所谓多边外交，现在很大误区是，似乎解决世界面临的无数问题的重任，包括协调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都落在中国一个国家身上。当别的国家例如日本等国都在印钞放水时，却要中国为了世界自我克制，自我牺牲。但中国何苦要这样做？中国何苦要当冤大头？全球治理需要各国共同出力，而不能指望中国一国出力，不能指望某个国家单边行动。现在许多国家面对世界难题恨不能躲起来，恨不能自己的麻烦越少越好。现在实际是美国而非中国在韬光养晦，美国试图以此逃避责任。中国国内经济面临很多问题要解决，怎么可能会一味将大把银子洒向世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
中国方案备受瞩目
《华夏时报》：在推进地区合作进一步深化、推动全球治理进程的完善发展等方面，中国有可能利用这次会议促进取得怎样的成果？
庞中英：人算不如天算，形势比人强。推行TPP计划在进入大选年的美国遭遇严重挫折，奥巴马下台之前美国国会也不一定批准，即使批准也可能被要求修改。TPP如果被修改或打了折扣，像越南等加入TPP的十几个国家的如意算盘就可能也打折扣。正因为这样，前些日子访美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催促美国赶紧批准TPP计划，担心夜长梦多。在这种形势下，现在东亚地区的合作，以及中国周边地区围绕中国转的合作，似乎又开始转好。萨德部署计划在韩国遭到许多民众强烈反对，也让朴槿惠感到很被动，因为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作为经济动物，日本人可能感觉到TPP在美国人那里只是雷声大下不起雨来，何况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这几天日本也有对华示好的意思。由此可见，东亚国家在经济上的对华合作现在更多了些实用主义倾向。
本次峰会作为全球会议，一般不太可能讨论区域问题。但由于日韩越印等亚洲国家等都来参会，所以有可能在会上谈到相互之间如何加深合作的问题。加上美国、欧洲经济形势都不太好，这些区域国家因此需要通过抱团形式解决自身经济问题，这历来是一种规律。
前些天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看到新加坡学者也提出，在美国经济的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TPP不能尽快见效的趋势下，亚洲地区国家新一轮的经济合作有可能进一步启动。
中国如果在这个时候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恰逢其时。
不过本次峰会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寻求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方案，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提出所谓中国方案，但关键还要看与会各国最终能否欢迎和接受这一方案。如果大家都欢迎和接受中国的建议，那当然好。如果大家反应比较冷淡，那将会让中国很没面子。
《华夏时报》：中国能否推动达成共同一致的意见？
庞中英：过去西方在G20峰会机制等整个全球治理体系中一直处于制定规则的强势地位，但这些年西方大国面对世界经济难题都躲得远远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其自身利益，否则就要承担更大责任。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事务中，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承担了一点责任，但在解决国际金融架构问题上，由于涉及到美元霸权支柱地位下降，人民币地位提升的问题，美国人宁愿听任维持现状，也不愿亲自动手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架构。
在新的国际金融架构中，很明显，中国的地位要上升，这对美国必然是个打击。美国连欧元地位上升都不能容忍，何能容忍人民币地位上升。尽管人民币即将正式获得SDR份额，美元仍然是老大。实际上，中国的几大商业银行都已经在做SDR，其意义很重要，但我们不应把SDR看得太重，毕竟它目前还只是个记账单位，而不是交易结算货币。美元独大这种国际金融架构不合理现状短期内并无可能改变。
面对这些问题，本次G20峰会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会引发事先不曾预估到的纷争。一旦这样，则双边和多边协调恐难真正取得成效，也难达成共同声明。
《华夏时报》：中国在推动G20转型和发展方面可能会做出哪些努力？
庞中英：中国是G20的成员，一直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是其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又一重大机遇，这对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为了推动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即全球经济治理的“指导委员会”，中国要增强国际领导能力和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不仅要提供物质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投资上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重要的是提供观念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机构的改革方案、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规范等）。为了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杭州峰会召开前，G20第三次协调人会议要求G20推动“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国已经把“高效有序的全球治理”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目标。为了促进已有全球治理机构的现代化，中国需通过G20这一平台，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尽快落实G20已经通过且获得全部G20成员政府（行政和立法）批准的改革方案，并制定和通过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改革方案。为了在微观层次推动全球治理，中国一是在国内层次上实现社会正义，二是让G20更加强调全球社会治理。为了把G20打造成“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中国可以强调G20进行的大国协调，不应仅是各国财政和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而应包括各国的全球安全政策之间的协调，以使G20与联合国安理会形成分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中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