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9月3日是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近一个月来有不同的学者、文人写文追思傅雷，追思他的“真”、追思他的为文为人，一代知识分子风骨不为因为历史的浮沉与时事的无常而被埋没，而恰是在黑暗中发出光辉、照亮幽暗的人性，让美者更美，丑者更丑，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克利斯朵夫以个人灵魂的“净化”过程，推动了一些激进青年投身于革命。到八十年代初期，我读到傅雷译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句，凛凛生风的翻译手笔，令我整个人被打开——这就是诗，从此后我踏进了诗歌创作行列。
如果并没有看过那些文学作品的人，也往往知道《傅雷家书》，它很通俗，作为傅雷性情中的文字，不为发表而写成，其面世以来却引起了巨大的文化反思，对不止一代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到了1966年9月3日凌晨，距老舍投湖的日子只过去了10天，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双双自缢。从大境界上而言，傅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昭天地。但事实上还有另一面，知识分子本质上是敏感而脆弱的，他们一生追求内心强大，而不见得自己真正做到了强大。
当年，傅雷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了译者献词：“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一语成谶。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面镜子
“大多数人在他们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 。”罗曼·罗兰于1912年创作了一个叛逆者克利斯朵夫——对权威充满了怀疑和挑战：“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个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30年后，傅雷在特定的抗战时期将其译成中文后，克利斯朵夫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促使一些青年参加革命，并随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
今天，中国到了财富决定论的时期，但只要有耐心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你会惊讶于克利斯朵夫对金钱的鄙视。他出身贫寒，母亲在富人家帮佣。小时候，他穿有钱主人小孩的旧衣服遭嘲笑，因为是“穷小子”而受尽侮辱。可是，他并不想成为一个有钱人，反而还特别讨厌远亲中的一个暴发户，甚至对他脸上啐了一口。克利斯朵夫从小就梦想成为一个英雄。
克利斯朵夫的平民形象不同于《红与黑》中的于连。于连虽然衣履寒酸，但有俊美外表；克利斯朵夫不仅相貌偏丑，还不修边幅，没有教养，举止粗鲁，不讲卫生。可是，他不像于连那样在贵族面前时时敏感于自己的“平民”身份，并因此而自卑。相反，他在精神上比贵族还自傲。他在给那位不允许自己女儿和他谈恋爱的贵妇人的信中说：“我没有权利爱你的女儿。可是我的心要爱什么人，世界上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即使我没有你的门第，我可是和你一样高贵。唯有心才能使人高贵：我尽管不是一个伯爵，我的品德也许超过多少伯爵的品德。”
克利斯朵夫有非凡的音乐天才，他把艺术比作“罗盘针”，他认为“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
克利斯朵夫的斗争对象除谎言和庸俗之外，还包括奴性、偏见等。他感到如果有志之士不起来奋斗的话，“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就要崩溃了”。
晚年的克利斯朵夫功成名就，有众多粉丝，可他不愿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他对自己的成功毫不介意，而是等待“一种比以前更有力量的艺术”。他的义子奇怪“克利斯朵夫怎么能忍受那种精神上的孤独，怎么能跟艺术团体，政治党派，宗教党派，任何集团都不发生关系”。
而同样，在全球娱乐化，后解构主义的今天，网红成为资本追逐的当下，依赖社交网站和手机生存的一代青年，怕是视克利斯朵夫为一个独角兽。
家书在中国的意义
中国古人很看重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而在平时，家书则往往是家教的一种，长辈通过家书，把道德修养、人格风范等传授给子孙，因此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家书。
家书不同于其他文本，是其少了些场面话，而多了些私密性，或者说更显出真性情。如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以及另一篇《祭伯父文稿》，就是著名的家书——是阳间通往阴间的信件，洋溢着血和泪哭诉的浓烈感情；还有苏轼的家书《黄州寒食诗帖》，信手所书，却成为书法史上的精品；《曾国藩家书》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有近1500封组成，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梁启超家书》约在2000封以上，他通过书信传递对孩子们的情谊，注重他们的知识训练，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使九个子女个个成才。
在《傅雷家书》中，傅雷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获大奖不骄傲；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要有艺术、人格的尊严。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 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傅雷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儿子呢？
傅雷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浸泡出来的知识分子，虽明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理，但内心大半部分还是被“暗影”所困囿，或明或暗，最终没有坚定“信仰、希望和热忱把我们引向仁爱”的信念。为了对付人生的艰难部分，为了排挤掉寂寞，他需要“言说”——因此，家书其实也是傅雷的独白，他只是说而已。他对傅聪（或者是虚无）说道：“我跟你是永远谈不完的，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独白是终身不会完的”。非常哈姆雷特化。
“墙洞中的小老鼠”
将英雄约翰·克利斯朵夫介绍到中国来的傅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傅雷1908年生于浦东，家道殷实。傅家原有田400余亩，1948年时还有200余亩。傅雷4岁时父亲入狱惨死，24岁的寡母将其拉扯大，由此养成傅雷孤傲、叛逆、暴躁的性格。在小学和中学，傅雷分别被开除过一次，后因参加学生运动差点入狱，考入大学后，又闹着要退学，1927年，母亲只好送他自费留法。
作家柯灵写道：“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傅聪也勾勒过父亲的形象：“我父亲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
但是，傅雷却说自己是“墙洞中的小老鼠”。这既有自嘲的成分，但也在某种性质上是贴切的。骄傲与坚硬只不过是傅雷的外壳而已，内里却是极度温柔极度脆弱的。他对朋友至诚，但人性毕竟是复杂的，在那个特定环境下，他所得到的回报却是伤害。
杨绛《记傅雷》中写道：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与张爱玲交恶
傅雷赴法前，在母亲要求下，与14岁的表妹朱梅馥订婚，但到法国后，爱上了法国女子玛德琳，便写信给母亲要求退婚，托刘海粟寄回国内。不久，傅雷发现玛德琳与多人保持恋爱关系，愤而分手，并差点自杀，幸亏刘海粟早有预感，私自把那封信压了下来。回国后，傅雷与朱梅馥结婚。后与刘海粟关系转坏，离开上海美专，靠翻译自养。
杨绛写道：“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傅雷自己也深深依恋着自己的妻子，他称朱梅馥为“玛格丽特”，歌德《浮士德》的女主角。在傅雷看来，朱梅馥的智慧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无论如何忙，要是一天之内不与你妈谈上一刻钟十分钟，就像漏了什么功课似的。时事感想，人生或小或大的事务的感想，文学艺术的感想，读书的心得，翻译方面的问题，你们的来信，你的行踪……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拉拉扯扯，不一定有系统，可是一边谈一边自己的思想也会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变得明确。”
1939年起，傅雷与刘海粟妻子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发生婚外情，作为同学的张爱玲将此事写成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在小说中，傅雷成了“古怪、贫穷、神经质”的罗潜之，而成家榴是“殷宝滟”，张爱玲借殷宝滟之口骂傅雷：“他那样的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
1939年，傅雷结识成家榴后，据傅雷之子傅敏回忆：“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
我想说的是，一种爱不能替代另一种爱。
傅雷之死
傅聪收到父亲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其实在傅雷自杀前的十年间，就有了种种赴死的先兆。1957年，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中间路线”的代言人。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好心暗示傅雷不妨将检讨的调子定高一点，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给人“认识深刻”的好印象。但是傅雷并不接受这样的好意，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周又让柯灵前去说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后来经过朋友多方奔走，终于勉强“过关”。但一位领导来沪后认为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凑数，傅雷还是被加进了名单。
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默默写好遗书后，和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傅雷遗书》很细，涉及到手表、遗产、家具的安排，并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以及准备现钞53．30元，作为他们火葬费。冷静而细腻，令人震惊，但他的所作做为，就是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的人品。
傅雷灵魂离世刹那，我想起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情景——天已大明，曙色仓皇飞遁，远听宛似海涛奔腾……
(作者系诗人、《空中生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