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 吴小曼
近几天来朋友圈纷纷被甘肃贫困地区杨改兰一家的人伦悲剧而刷屏：一家8口人6人死亡，留下70多岁老奶奶与50多岁痴傻的父亲，让人扼腕。关于杨改兰为何杀子又自杀众说纷纭，有归于贫穷、有归于家庭矛盾、有归于产后抑郁症，但这仅仅是表象，由“杨改兰之死”掀开的农村精神生活荒芜与弱势中的弱势所遭受到的“非公平”对待从而导致心理失衡可能更触目惊心。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我们不用从远的地方找原因，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就知道，“贫困”是如何吞噬人的希望，从而把人困囿在一个“狭窄”的天地，而财富的扩张与贪婪又是如何透过情感的外衣对穷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碾压，让他们陷入绝望的自责中。
《哈利·波特》作者罗琳曾在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谈到她曾一度靠领救济金生活，这种因“贫穷”带来的耻辱其实比贫穷本身更可怕，好在她靠写作战胜了自己的绝望也摆脱了贫困，而更多的妇女是看不到这一希望的，如果我们的救济制度只是出于“施舍”其实是在加重弱势人群的耻辱。
作家杜拉斯也谈到她早年在越南的生活，因母亲投资土地失败，一家人是如何陷入绝望中，如果她不写作，她就会成为妓女，所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有的道德谴责都是苍白的。
杜拉斯在《写作》中也多次谈到“要么死要么爱”，对于从小面对一个“绝望的母亲”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撕裂的，因为一家人沟通的方式是默然或者奚落而独独没有温情与爱，所以穷人的生活是暗淡的，除了遭受物质上的绝望，还要遭受家庭内部的伤害与他人的敌视， 最后只能让他们做出极端选择。
这几天，面对“杨改兰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很多知识分子从人权的角度自然会谴责杨改兰的“残酷”，有网友留言：虎毒不食子，她为何要对孩子下毒手？这是怎样的内心黑暗？我们不得而知，她临死前与奶奶的对话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奶奶，“把大孙女留给我好不好。”杨改兰回答说：“我的孩子我要全部带走，一个都不留。”
据说她生前与村里唯一一位女友的对话是遗憾不能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曾告诫好友不要太早结婚、生孩子等。
至少从言谈中，我们看不出她的“精神疾患”，而且她也有村里年轻女人“出去看看”的美好愿望，一切如女作家萧红感慨的一样，“女人的天空是低的”，她除了要照顾年迈的奶奶、呆傻的父亲，还要照看四个年幼的孩子，这比之美剧《绝望的主妇》中的中产阶层家庭主妇，可以说是地狱与天堂，而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妇女，也因为精神困境、家庭情感变故而走上“谋杀”的歧路，恰恰说明人的复杂，情感的幽微。在现代社会，主妇不仅要面对外部世界的竞争，还要平衡家庭内部关系，繁重的家务与养育孩子的琐碎等等，如果得不到家庭成员支持与理解，一个健康、乐观的主妇其精神世界也足以被摧毁，好在西方社会有健全的福利制度、儿童保护与心理辅助机构等等。中国的家庭主妇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的家庭主妇的世界则要简陋与粗糙得多，她们更多时候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与“养护孩子的机器”而得不到外界的任何帮助，但不论是来自哪一个阶层，作为人的精神需求在得不到满足时都会失衡。
这就说明她们与我们一样，并不因为生活环境的恶劣，其情感就天生粗鄙，相反，这几天充满手机满目“蝼蚁”的文章，才真正让人悲凉，有借杨的悲剧浇自己块垒的《盛世的蝼蚁》，也有写《疯狂复仇》的套路文章，大意是说底层人的生命就如同蝼蚁，他们因愚昧的生育文化而陷入自身的贫困中等等，从这些文章的转载率就可以看出大家对生命的“轻贱”，他们并不认同生命有她自身的价值与尊严。我想蝼蚁是不会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它只会等死或者他杀。
萧红笔下的女人
萧红的《呼兰河传》，无疑赤裸地呈现了东北边陲小镇的贫穷生活，尤其是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边缘人群，他们近乎本能的吃、睡，所以人的生命也是“轻贱”的，街中心的一个泥坑，经常会淹死一些动物和小孩，居民只会看热闹而没有人去清理。萧红祖父邻居有几间破草屋，其中一间租给了喂猪的、一间租给开粉坊的，粉坊旁的小偏房住着一位赶大车的胡家。胡家养了一名童养媳仅12岁，胡家为了给童养媳一个下马威会无端地打她，左邻右舍也支持胡家的行为，说就应该打。后来胡家越打越凶，小媳妇被折磨得生了病，胡家听了跳大神的话给小媳妇洗热水澡，结果小媳妇被热水烫死了。左邻右舍谣言不断，另一位邻居王大姐因难产而死，萧红从小就饱尝人间冷暖，也目睹了农村与城市边缘人群妇女的凄惨命运，所以她决定逃婚，其结果还是没有走出“女人的宿命”。
相比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东北农村，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已经使乡村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乡村的伦理结构还在遵循着古老的传统，但新的商业观念又在冲刷着邻里关系，使得农村人的精神生活近乎荒芜。作家孙惠芬几年前曾与“农村自杀调查组”走访了大量自杀者家属，试图弄清楚农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自杀缘由，后来她创作了纪实文学《生死十日谈》，里面大量的自杀案例让人触目惊心。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孙惠芬没有停留于“死亡事件”本身，而是想透过自杀者的自杀行为来还原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其死亡原因仅仅是因为外界压力？赤贫、困苦，其实原因则要复杂得多。她写到一位进城务工的打工妹因为失恋而自杀，其中一位男士因得“脊髓癌”怕连累妻子而自杀，也有妇女因生活困窘而自杀，尤其是她们在遭受到生活中的“不公平”时，往往难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最后只能是通过死来自证清白或者对不公平做抗争。
比贫穷更可怕的精神压制
想必读过鲁迅小说《祝福》的人，都会对祥林嫂的“死亡”难忘，这个安分耐劳的中国底层妇女，因丈夫感染上风寒死亡，她在生活无着时又被婆婆逼迫改嫁，其第二任丈夫也无故死亡，不久儿子又死于狼口，她只好再回到鲁四老爷家帮佣，可她的遭遇非但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大家还以此取笑她，她陷入“死后灵魂归处”的恍惚中，被鲁家赶了出去，从此流落街头，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自古就缺乏社会福利与救助机制，而中国的文化也是不给“穷人的精神”留空间的，封建礼教无疑是压垮祥林嫂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她们觉得女人的命如草芥，最后还要背负“不贞”的骂名。
回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恰恰是为被欺凌的群体精神立传，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群体的精神并不低劣也不是“蝼蚁”，而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农民、底层群体几乎是“脸谱化”的形象，要么淳朴、老实、木讷，要不狡诈、麻木，精神生活一片混沌，这种因“身份”带来的耻辱比之贫穷还要可怕。
所以，杨改兰要去为她的女儿争取上学的名额，要让她读书识字，有一天走出大山到城里去看看。
可她到底没有战胜眼前的困苦与内心的黑暗，把她的孩子们一起带离了这个世界。有评论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扭曲心理，难道爱孩子就要让孩子一同去死吗？
生育文化的变异
是的，正常人很难从常理去理解，其实我也难以理解，想必爱孩子爱到极端、专制时都会以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去做出选择，而恰恰是这种理性的选择才让人害怕，从杨改兰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很难看到爱，她的母亲早年自杀，父亲呆傻，奶奶只好将她作为“养老的支柱”，这就是现实的残忍，老人没有社会养老福利就只好求助亲人，从来没有感受过家庭温情的杨改兰自然会产生“养老工具”的心理，孤儿寡母，在需要劳力才能养活自己的农村，尤其是甘肃农村，找入赘女婿就成了杨改兰唯一的选择，她的婚姻自然不会理想，据报道她丈夫也有些“呆傻”，于是生儿育女就成了更新劳动力的唯一选择，杨改兰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再然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年轻的女子，相继要照顾4个小孩还有两个老人，这是怎样的重担。如今城市一个小孩有4个大人照顾，即或是在农村，小孩也有爷爷奶奶照顾，年轻女人可以与丈夫外出打工才可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开支，而杨改兰一家8口人只有丈夫一人在附近城市打点小工，所以一家人生活十分困窘，房子因没钱翻盖而破烂不堪，可就是这样的家庭，却据说因投票而被剥夺了“享受低保”的权利。
十几年前读余华《活着》，我们还会为中国这种“活着”本身的强悍文化而震撼，这种活着文化也是与生育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是说个人不能随便处置自己的身体，中国传统社会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其实就在于这种天然的人伦关系和宗族制度，但近30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与“计划生育”对传统“生育观”的颠覆，中国的生育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即或是在农村，也视“超生”为落后、愚昧，甚至很多人把贫困归于超生，今天还有网友指责杨改兰超生，而农村的现实条件与“0福利政策”又迫使他们需要生育男孩来提供劳动力与养老等，但因生育文化的变异，这些生养孩子的妇女的价值就得不到认可，不是有网友说杨改兰为何不去挣钱，她养育孩子、照顾老人几乎不被视其为工作，这也是孙惠芬在“自杀调查”中接触到的大量案列，这些女人在这一新的“生育文化”的影响下，往往也视自己为“无用的人”。
从杨改兰仅有的一个朋友来看，她已是底层人中的边缘人群，自然“天空很低、圈子很窄”，据说她的低保被取消也与她没钱交超生罚款有关，贫困、羞辱以及自我价值的全然否定，让她全然看不到孩子们的未来，最后她采取了偏激的手段。“既然这些孩子与社会无关，他们的生命不被祝福，甚至因为占据了社会资源而要缴纳社会抚养金，她何不带走孩子到另一个世界。”
“我要带走我的孩子。”这也许是她唯一的抗争，虽然很血腥、残忍，但我们却无力去谴责这一事实，这恰恰是都市人要思考的道德困境。因为比起农村的被剥夺，城市人一直在享受着“身份福利”，这也是城乡“二元制”带来的结构上的矛盾，这种因“户籍”带来的身份、地域歧视自然会扭曲人的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左夫兄弟”因为家庭、人伦悲剧会杀死父亲，但对于弱小的家庭主妇来说，她们因为外界压力、生活不公、家庭矛盾往往会选择杀死弱小的孩子然后自杀，因为这是她唯一所有，这样的人伦悲剧与人性黑暗在每一个阶层都有，只是在底层人群中更极端。
杨改兰离鲁迅、萧红的时代，已快一百年过去了，可农村妇女的天空依然很低很低，她们的命运也没有太大改观，我们不禁要问，“娜娜出走后或者进城打工后又能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