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莫干山报道
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在莫干山上引发激烈讨论和思考。
全球正在高度关注德银面临的重大危机，关注意大利将要进行的脱欧公投，关注欧元和欧盟分崩离析的可能性，若以此认识为先导，国际金融市场未来可能日趋剧烈的调整和震荡会否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这一严峻现实问题令中国金融界乃至政界高层都不能不感到压力沉重，因此，亟需深入研讨，汇聚业界真知灼见，形成有效应对之策。
在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2016年）26日的闭幕式上，论坛最重要组织者之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表示，十三五时期和即将召开的中央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关注的焦点，可能是研究如何深入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完善。“本次会议之所以选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作为主题，是为了呼应或者配合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主题和精神，凝聚广大中青年代表的智慧，为国家献计献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为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
连续三天的大会发言和分论坛研讨中，与会者强调要清晰认识、清醒判断和明智应对局势，许多重要的思想意见被提出。
议论：金融如何稳？
“2012年初召开的中央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其宏观背景是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爆发，而危机爆发的深层次的原因也得到深刻反省：金融脱实，金融的监管体系、包括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适应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国际资本市场流动、金融市场深化的要求”。
曹文炼认为，现在市场上的热点很多，关于人民币汇率稳定问题，关于金融监管体系完善还是重构的问题，关于银行不良资产贷款的比例如何控制或不良资产如何化解的问题，关于普惠金融的问题等等，但归结起来，本次会议主题应该关注第四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金融要回到支持实体经济这个本质要求，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要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服务。曹文炼说，今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不是还应该聚焦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这个基础之上研究怎么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怎么深化金融创新，怎么支持经济发展。
毫无疑问，实体经济稳，则金融稳，国家稳。对这一基本判断也许还应加深认识。
金融稳定与否有其内在必然逻辑。
金融稳定的前提是做好充分应对的准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于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环境发出预警：全球的风险可能会迎来更快或者更强烈的释放的过程。他认为，本轮经济复苏调整的时间非常长，现在已经第八个年头，可能最后导致全球货币体系彻底的崩溃。向内看，邵宇说，放水，机构都在套利，全民陷入投机，这是金融风险不断累计的过程，而享受了高增长和全球化红利之后，负面的影响已开始出现。向外看，10月份意大利的脱欧公投，可能是今年最重要的黑天鹅事件，到了11月份希腊脱欧公投这个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可能就会来临。明年欧洲大型经济体德国、法国、荷兰都将进入换届周期，明年整个欧盟解体有30%可能性，欧元将不复存在。恐怕我们要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邵宇提出，我们必须要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讨论金融改革、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的逻辑关系。他认为，中国的金融开放或者金融改革的逻辑非常简单，主要是五个方面：利率的市场化，汇率的市场化，资本市场的深化，金融机构的强化和金融监管的优化，完成这五个步骤以后，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国际化，这是非常顺畅的逻辑。
金融稳定的核心还是实体经济。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认为，实体经济要进一步走出它的周期性，走出它所谓的L型，依靠的还是实实在在的供给侧改革。
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越来越火的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海外资本短期流动的金融风险，P2P、影子银行的金融风险。这些金融风险都已是老生常谈，而观察到股市、楼市、货币等几方面政策的无效性，内生核心都是实体经济出现问题。中国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2014年底的时候开始小于融资成本，这意味着同样1块钱到实体经济所产生的收益还不如投入到资本市场所产生的无风险回报，这导致一种现象的产生，即资金不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很多旧的经济，所谓产能过剩的行业，负债率不断地增高，经营困难，现金流困难，但一些新兴行业，比如网红经济等估值特别高。
问题就摆在面前，经济和金融市场不断地泡沫化。
刘陈杰说，最近央行一篇分析金融周期的文章指出，美国在2007-2008年的时候，宏观经济和其他指标没有出现太大恶化的情况，主要是金融周期处于高涨时期，由此推论，金融周期处在高涨期或者低潮期的时候，稍微的紧缩或者改革很容易引起资产泡沫破灭，资产泡沫破灭就会影响实体经济。刘陈杰认为，去年的股灾，监管整体的流动性也还可以，但就是把配资给掐了一下，所以股市整体就崩塌了。如果要进行房地产的调控，风险非常大，弄不好，可能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突然的信用收缩，这会给金融市场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从去杠杆的角度看，当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但同时又再保增长，几个条件之下，中国整体的杠杆率还会增高，明年、后年、再后年可能会到300%，现在是259%。之间的转换，比如说从政府转换到居民，从历史和经济史来看，全球各个国家做得不是太好，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个经验或者智慧能够把它做好。
刘陈杰的结论是，金融稳定必须要回到实体经济。
建言：金融如何改？
对下一步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曹文炼提出了五个战略选择：一是要把金融支持供给侧改革作为重点。在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工作要在支持、配合中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出实招、用实劲、见实效。二是要充分发挥并创新金融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几次国际经济危机，其深刻根源都在于收入分配失衡。各种收入不均衡的发生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巨大问题和挑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创新金融工具，不断调节收入分配。三是要研究如何更好发挥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创新，支持实体经济。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有不同的特点，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四是金融应该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有更大的作为。要研究我们的利润从哪里来？真正成功的国际性大型企业的利润主要都是来自海外。五是中国要在深度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金融监管体系完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曹文炼敬还建议：衡量我们的金融改革是否成功、金融创新是否有效，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6.5%左右的GDP增速；二是能不能保持人民币在均衡汇率基础上的稳定，在未来五年至少成为世界次强币种。
曹文炼曾长期在原国务院物价办、原国家计委财经司、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工作，经历了1988年的价格闯关，1993年的财税体制改革，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2008年灾后重建以及2009年4万亿出台等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重大政策出台过程，他对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金融如何促进收入分配等深层次的改革，如何支持产业升级和支持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等曾有很多政策建议。
对于金融改革创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在会上发表观点认为，有六个方面的举措势在必行。第一，在中国实质性推进金融多样化改革势在必行。他表示，中国金融某些服务和供给多年来处于短缺状态，如果能有一个比较有效的竞争机制，将能够消除或者至少缓解这种短缺。第二，要以金融改革的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中国)前面的经济起飞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再往后能不能如愿突破天花板的制约升级换代，这是一个现实的考验，金融在这方面必须要发挥它的服务作用”。第三，广义概念的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势在必行。贾康认为，这种政策性的金融应该有别于一般商业性金融锦上添花的特点，必须要加入健康可持续的雪中送炭机制，没有这些，可能就流于空谈。第四，金融与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新技术革命的结合势在必行。第五，金融和PPP的结合势在必行。贾康指出，PPP在中国的发展有客观需要也有广阔空间，也有相伴随的一系列困难。在中国进一步升级换代发展过程中间，PPP是相对而言最容易取得多赢效果的一个创新事项，金融在这方面所应发挥的贡献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第六，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势在必行。贾康指出，一定要创造条件找到时机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全面开放，才能达到人民币国际化广阔道路。
谈到金融改革，一向有很多意见认为，首先应该对金融监管体制或框架进行改革。
但刘陈杰说，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是不是就能规避风险，我觉得不可能。实体经济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才是最关键。国企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动力和压力问题，是不是国企还没到非改不可的时候？改革之后能得到什么，改革者能得到什么？
不过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会上一提出成立超级央行发改委财政部合并的建议，还是引起轰动。
沈建光建议成立超级央行，超级央行行长可能就统管整个金融，地位相当于副总理，他还建议把发改委和财政部合并起来变成一个超级海外概念的财政部，也是由一个副总理主管。
对于金融监管框架改革，沈建光认为势在必行。理由在于，第一，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现在大资管行业就是把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其实都打通在一起了。第二，很多风险从源头上讲都是监管错位的问题。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年爆发P2P，像e租宝这样的情况，满大街都是财富管理公司，10%的保证回报率，当时就是没人管，放任它发展，最后出了问题才开始收拾。第三，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之下，金融发展非常迅猛，金融创新使金融业务都交叉，要分开确实很难，海外趋势也是加强央行作为审慎宏观，金融稳定的作用。第四，国内金融创新有部门利益之间协调的困难。保监会要考虑保险公司的发展，银监会要考虑银行的发展，央行跟他们是平级的话就很难协调，但是央行要作为最后的担保人，还要造成宏观效应的叠加，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上涨跟这个监管框架也有关系。
沈建光认为反对金融监管体系调整的声音大概一是觉得有效监管不等同于机构框架调整，用机构变更代替深层次的改革，浪费人力物力，达不到改革目的。二是觉得一行三会合并重走老路等等。他的思路是，金融监管体系调整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就是超级央行的体制，这个大部制改革要推进，其他配套没有也不行。还有三会合并，成立综合监管机构，跟央行并行，这里面潜在的风险，就是这两个部门利益之间的协调变得非常重要。第三种是金融委员会。
对此建议，曹文炼表示，迟早有一天发改委的某些职能会和财政部合并，而另外一些职能跟中财办合并比较好。曹文炼说，1995年，中国财政学会在广东湛江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财政、计委、人民银行政策协调问题，当时会议上有很多观点，那个时候条件不成熟，但却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贾康也表示，韩国的规划与财政部就是原来的规划院和财政部并在一起，“人家早早就把这个事做了，中国横跨了两届政府，现在应该是第三届政府承认大部制改革原则和方向，但只走了一点点小碎步，包括国税地税技术上合并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还没有解决归并的问题。”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认为，金融改革首先要眼光正确，刀子要动在政府身上。他提出，一行三会的监管定位要更多的放眼全球，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不是光管中国的，而是要考虑全球的问题。监管目标要考虑金融稳定服务实体经济，还要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监管对象也要扩大，传统金融，新金融，监管手段方面不能光考虑人力，必须要引入现代科技，运用互联网手段来实现监管手段现代化。监管团队方面也要引入懂现代科技，精通现代科技的服务型团队，而不是管别人的团队。
对于金融创新和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在女性经济学家论坛上发言时表示，由于金融进入中国的年代比较晚，中国金融和理论和实践相对较弱，所以谈到金融创新，首先要在理念上和实践上有金融观念的创新，而金融思路和金融战略，实际上也需要创新。
共识：金融如何新？
几个分论坛的讨论，对金融改革与发展新阶段的许多新问题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黄剑辉院长代表新供给新金融新经济分论坛发言说，该论坛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围绕金融监管、金融改革、实体经济、银行转型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对未来世界和国内经济发展作出四项预测：第一，2018年美国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衰退将持续到2025年；第二，明年欧洲可能发生危机，并可能导致欧盟解体；第三，中国房地产去库存还需要2-3年时间；第四，人民币在未来若干年有贬值6%的可能。因此，该分论坛提出五项建议：第一，国内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改革机构、职能，合并发改委和财政部；第二，对“一行三会”进行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和价格变革；第三，积极化解过剩产能，把污染和气候变化成本内化到企业成本里；第四，产业金融方面，中国产业存在诸多短板，未来产业发展要对这些痛点逐一解决；第五，产业升级方面，需要从宏观治理层面、地方层面、微观主体三方面进行改革，共同促进产业升级。
国合现代资本研究院执行院长傅继军代表金融市场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分论坛发言时表示，该论坛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包括建立顶层统一高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国务院层面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管理；监管机构之间建立有效协调机制；对人民银行进行机构改革等。该论坛还对资本项目管制下人民币国际化可行性及途径进行了论证，对大众创业与金融创新进行了讨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林曙代表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创新分论坛发言提到，该论坛经过激烈讨论，达成三个共识:一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已经处于重塑阶段；二是当前各国货币政策已经用尽“洪荒之力”，但效果有限；三是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一定要有一席之地。该论坛同时也提出，全球货币改革不可避免会碰到一个难点，即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如何在实践中找到一个所谓激励相融的改革方案，是各国都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所代表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与改革创新分论坛，分析了全球化对金融治理和改革创新提出的新挑战，认为需要从全球、国家、省级和微观主体四个方面实施金融治理和改革创新。
清华大学欧阳敏副教授代表普惠金融与创新分论坛发言认为，普惠金融旨在全方位为社会全体人员服务，改善贫困状况。当前，小微企业贷款难是一个普遍问题。作为社会创新的重要载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小微企业理应得到普惠金融的更多支持。但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这就在实践层面提出一个操作难题，如何在既不影响市场作用正常发挥，又能弥补市场短板的情况下推及普惠金融?该论坛讨论后达成一个共识，即普惠金融的实质是普及金融机会，而不是普及贷款，而且贷款的控制和贷款的门槛绝对不能降低。对普惠金融的推出方式，大家提出数字化普惠金融方案，即通过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平台把金融机会普及到各个地区，并严格分析贷款用户和存款用户的背景和信贷历史，把普惠金融的机会均等和贷款原则的严格审查较好结合起来。为了增加此种方法的可行性，该论坛认真研究了做好数字化普惠金融的几个必要条件，包括建立可靠的征信体系、相应的法规体系、合理的监管体系等。建议政府部门应积极支持数字化普惠金融的基础实施建设，建立和实施监管机制，保护好消费者。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田利辉教授代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金融发展分论坛发言表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措施，鼓励并引导中国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并通过金融等手段予以保驾护航，让企业通过市场化行为，主动在域外“开疆辟土”，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宏图伟业逐步落实。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实际是三驾马车的框架，国家开发银行进行政策性服务，亚投行进行开发性投资服务，丝路基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三个机构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在这样的金融服务框架下，需要明确实体企业如何引入。该论坛呼吁，相关部门宜采取招标投标竞标来决定哪些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而非指定，应该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民营企业不仅具有较强的预算约束，能够主动防范风险，而且灵活性强，易于外商合作。如果能够起到引导各类主体都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才是我们政策制定和金融体制引导的成功。“一带一路”建设务必要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创新、保持金融稳定，可以考虑与伊斯兰金融加强合作，在互惠共赢的理念下，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