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 吴小曼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推迟至10月13日北京时间晚上7时揭晓，说明评委们意见不一致、争夺激烈，瑞典学院最后把诺奖授予美国音乐家、诗人鲍勃·迪伦完全出乎大家预料，村上春树再次与诺奖失之交臂。作为诺奖的最大冷门，迪伦获奖比之2004年先锋作家、戏剧家耶利内克获奖更具戏剧性。
诺奖也要与时俱进
诺贝尔委员会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说，75岁的迪伦是“英语文学传统中的伟大诗人”，因其“在伟大的美国民谣传统中创造出新的诗歌意境”，鲍勃·迪伦被授予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她甚至将迪伦的作品与古希腊两位诗人荷马和萨福相提并论。这或许会让诗人们难以信服，尤其是对于喜欢阿多尼斯的人来说，音乐人的获奖就像“文学的花絮”，但如果是从喜欢音乐的人来说，鲍勃·迪伦就是“偶像与上帝”。大大小小的音乐奖项他都获得过，诺奖授予他或许另有深意。
不过，不论鲍勃·迪伦具有怎样的成就，要把诗人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总让人觉得有点扯。作家陈希我笑言，诺奖委员会的老头们很调皮，他们也想与时俱进，为了不让自己过于老态龙钟。
他们真的是老了吗？还是他们更具前瞻性眼光。
近年来，诺奖因其“平衡性”被诟病，或许是诺奖也想华丽转身。奖项揭晓前，文化评论家朱大可就曾撰文批评过诺奖的“平庸化”，台湾也有作家为米兰·昆德拉没有获诺奖而鸣不平，意思是阿猫阿狗都获奖了，为何米兰·昆德拉没有获奖？其实针对这一现象，《华夏时报》记者在2013年就做过《被诺奖遗漏的大家》，文中有详细、精辟的分析，诺奖虽然是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一个文学大奖，但它毕竟只是一个文学奖，而不是文学“最高鉴赏”，这就难以摆脱所有奖项中评选委员会成员的阅读趣味与个人偏好，同时还有语言上的“隔阂”等等，近年来，诺奖为了扩大它的影响力，不得不在不同区域做“平衡”，而且有意向边远地区与小语种国家作家做了倾斜，致使欧美作家获奖难度加大。随着多媒体与新的阅读介质的出现，文学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为了回应这些变化，诺奖在评选中也肯定了文学题材上的变化与新的写作尝试，比如对门罗的短篇小说敞开大门，去年给了白俄罗斯的纪实文学与多介质作品，今年诺奖转向对“有声”文学的青睐，说明评委们的口味也在发生变化，并玩起了“跨界”，这也是当代艺术追求的边界的模糊，诺奖是否会取消文学题材的边界，答案只能是在风中飘，就像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一样，一切都没有答案，也没有标准，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上帝。
我们究竟喜欢哪一个迪伦？
“先生女士们，让我们一起欢迎摇滚乐的桂冠诗人，60年代亚文化梦想的代言人。他在70年代化过一脸浓妆，而后在药物滥用的迷雾中销声匿迹，接着他重现人间，信了耶稣。80年代末期，他被当成过气角色一笔勾销，却又忽然改弦易辙。”这是后来鲍勃·迪伦演唱会的开场白，配着华丽的马戏团音乐，实际上是摘自2002年有关他的一篇论文，鲍勃·迪伦以此来戏耍媒体与歌迷。
60年代，鲍勃·迪伦是美国流行文化的旗手，他用民谣来抗议时代风尚，包括反“核危机”。70年代，鲍勃·迪伦却戴上了“面具演出”，开始与媒体、流行保持适当距离，80年代，他行事极其低调，穿上遮脸运动衫并戴上墨镜。2011年，当他告别舞台多年后再次出现在台上时，已是一位背着吉他的行吟诗人，没有华丽的舞台与电子音乐，一个人只自顾自唱着远古“预言”，就像古希腊盲诗人荷马，而此时的世界已经是资本全球化、娱乐至死的时代，迪伦与迪伦的早期唱片都变成了全球商品，而他却固执地回归为一个单纯的诗人。
我们不得不问，你喜欢的究竟是哪一个迪伦，歌者的迪伦还是诗人的迪伦？我想大多数人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迪伦如日中天时的“随风而逝”。记得我开始听迪伦的音乐是在90年代初期，其实距迪伦的“流行时代”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他却成了中国摇滚音乐人的神话，记得当时谢天笑的女友就把天笑当做“中国的鲍勃·迪伦”，然后是柯本，他们不断从形式上进行模仿，而少有音乐人去了解西方摇滚的内核。当时也有不少音乐人翻唱鲍勃·迪伦的《随风而逝》，我自认为音乐人向奕澎翻唱的《随风而逝》比原版要好，也是此后百听不厌的歌曲之一。但说起鲍勃·迪伦的音乐，向奕澎却不是十分认同，毕竟他已是上个时代的印记。
这不得不说，我们接触到的迪伦已经与他的时代错位，他作为文化“革命者”的呐喊与愤怒已经在消费时代变得无力。
迪伦杀死了流行的迪伦
所以，与其说喜欢迪伦的音乐，不如说喜欢迪伦的“自我革命性”，作为音乐理想主义者的迪伦，他在不断杀死“流行的迪伦”，也就是杀死强加在他身上的“文化符号”，“反抗者、民谣旗手、伟大诗人”，所有这些华丽的词汇，迪伦都一一做了舍弃，只是要不断做回自己。2005年，他出版个人传记《编年史》、中译本《像一块滚石》，一上市就成为畅销书，当时有媒体记者要求采访，被迪伦一一谢绝！
诗人王怡说：“我爱迪伦的一个缘故，是当他摆脱了一个社会偶像化陷阱，与他的歌迷成为仇敌之后。经过一场车祸，那个超文化的偶像陷阱也渐渐在他生命中走向了尽头。1979年，迪伦回归基督教信仰，称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再次抛弃了所剩无几的跟随者，从边缘一直走向边缘。”
“迪伦的信仰彻底颠覆了一个在摇滚中颤栗的世界，面对专辑惨淡的发行量，评论家讥讽说，‘撒旦会照顾他的票房的。’另一位歌手告诫他，‘当你发现唱片卖不动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迪伦是否看见了他后半生的荒凉，以一首《我相信你》来回应这个不信的世界……没想到上帝果真给他打开了另一扇门：2016年诺奖来敲门。
美国诗人、“垮掉一代”代表作家金斯伯格就曾预言“迪伦是最棒的诗人”。
金斯伯格说：“我从印度回到美国西岸那会儿，有人给我放了张唱片，当我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我哭了出来。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我被他的修辞镇住了，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
而迪伦销量最少的《拯救》，就如同先知的预言书，充满了《圣经》话语，却在这个商业与快消时代被评论家嘲笑：英雄暮年，俱往矣！但诺奖却一反潮流，回归行吟诗人时代，也是为了给这个物质的时代一些警示。大众在沉睡，只有诗人在哭泣，就让我们继续做一块“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