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改编自同名话剧的喜剧电影《驴得水》上映一周以来票房轻松过亿，在观众中获得良好口碑，且被一些影评人评为“近年来国产影片中难得的带劲电影”，甚至一些文艺公众号与公知主动为其“鼓与吹”，就在于《驴得水》难得地接地气、紧贴现实生活与含混其中的政治隐喻，不过用“荒诞”揭示荒诞，终究是一地鸡毛，凸显出人性的荒漠。
用“理想主义”反“理想”
有影评说《驴得水》就是为“改良派与口炮党”量身打造的一部电影，原因在于持续近一年来的高压，自由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分歧，于是爆发“改良派与口炮党”之争到近期演变成人身攻击，于是乎有人发现，无论是改良派还是口炮党他们都有“人性污点”，这就是电影《驴得水》所印证的“人性现实”。
关于“人性的弱点”在七八十年前，鲁迅与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也爆发过论战，意即关于“不变的人性”与“人性的不变”的争论，鲁迅一再痛贬中国人的“人性卑劣”即国民性，所以他对任何制度都不报希望，除非彻底改造“人性”，这也是很多知识分子认同苏俄革命的原因，而对于作为改良派的胡适、林语堂等人来说，他们所认同的“不变的人性”，就是寻求从制度上来约束人性之恶，林语堂同时还强调信仰对“人性净化”的作用，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构成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判断与最终抉择，《驴得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几位怀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小知识分子，来到荒凉的西北农村教书育人，而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谎报教师名额：用一头驴来冒充老师领取教育津贴，然后为了应付特派员突击检查“吃空饷”，这些人只能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最后为了自保，昔日同道不得不互相诋毁、攻击，“人性的弱点”被无限放大，影评人刘兵说当看到影片中老校长抱住别人的腿说我错了，我不该到农村来实现什么教育理想时一对观众离席了，而他的眼泪却止不住流下来。这在于不同的群体看到的是不同的理想现实，知识分子感同身受在于影片的残酷，它对知识分子近乎脸谱化人格的分解，让每个人看出自己的“小”来，并得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结论，以达到自我矮化，进而对自我价值产生否定。
导演近乎上帝的视角，的确可以用揭示人性的“卑污”来讨好观众固化的思维：知识分子不过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们有高尚的“理想情感”，但在行为上却是“小人”，不论是自认可以运筹帷幄“行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老校长还是口炮党代表铁男，最后都在考验中败下阵来。
我想观众的离席不是因为不忍看到“理想主义”的失败，而是不想看到该片用“人性理想”来反“理想主义”，导演基于“道德失范”、“底线失守”的现实焦虑，他设想了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让几个小知识分子来到僻远的农村去实现他们的“教育理想”，在这个封闭的小环境，大家却陷入生存上的“困境”，为了改善生活，几个人想到了用一头驴去顶替教师名额领工资，这些所有围绕“生存、感官、现实利益”展开的斗争其实早就背离了“理想”，而在事情败露后，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不是去找行为上的原因，而是为自己的谎言、钻营、自私辩护，把一切过失推脱为“自己高尚的情感：当初就不应该去农村实现教育理想”。
自私、钻营，不仅是小知识分子群体，也是目前中国每一个群体的普遍现象，所以《驴得水》被认为是具有现实批判性的好电影。这也是电影讨巧的地方，所谓的现实批判不是批判社会制度而是人性的现实处境，它也巧妙地揭示出不受监督的权力的异化，如同影片中掌握教育资源的特派员，在没有程序正义的情况下，社会公义就不可能实现，而影片最终导向的“人性审判”，足以消解我们对一切制度的热望，所以“网红”作家叶海燕说《驴得水》看了之所以让人难受，就在于它是一部紧贴现实，事关未来无解的悲剧。
对未来无解还是在于我们对“理想政治”的“人格化想象”，而政治恰恰是为了平衡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所以它一定是建立在现实、理性的社会基础上，包括对人性的充分认识，所以好的制度可以抑制人性的恶而不是放大人性的恶，至于“人性的净化”，当然完全不取决于社会制度，而是需要一种“绝对的准则”来“自我完善”最后达到自省能力并在行为上变成一种不受约束的自觉，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影片也揭示了这一困境：知识、主义真能让人产生一种自省能力吗？
张一曼：
女权主义者还是女权婊？
张一曼是《驴得水》的人物亮点，也是几位教师中的唯一女性，所以她被赋予的符号性意义远大于人物本身，由于任素汐演活了张一曼这个介于女权主义与女权婊之间的人物，而受到追捧。
有女权主义者直呼张一曼过瘾：“影片中的一曼性格直率、真实、不做作，有种把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变成荤段子的能力。喜欢自由、喜欢一切美好。把性和爱情、婚姻分得很清楚。”她最终成为影片的悲剧：自杀，但你总产生不了美好被毁灭的情感冲动，而是被带到“善恶互换”的因果定论中，这也是导演不彻底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颠覆知识女性的传统形象，让张一曼更符合物化社会的“女性主义主张”、寻求身体解放代替思想解放，结果张一曼就变成了“性与爱”的分离体，其实知道中国历史与女性命运的人都知道，中国女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被物化的对象，因为她们没有经济权与人身权利，所以在婚姻、个人自由上没有自主权，五四一代新女性的自由主张就是为了摆脱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而寻求恋爱、婚姻的自主权，所以女权主义运动也是“人权运动”、“平权运动”，但近年来女权主义却被异化为“性自由主义”，这不过是落入了“男权主义”的话语陷阱，在《驴得水》中，张一曼的女性主张就变成了“想睡谁就睡谁”的性主张，在面对学校危机中，她不是坚持原则，而是用身体作为交易去“睡服铜匠”，让铜匠冒充“驴得水”领取教师津贴为他们应付检查。
张一曼被喻为影片中唯一一位坚守“底线”的人却难以让人信服，一位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不作、善良的人首先违背的就是个人的“良心自由”，她所谓的“性自由”完全不是基于内心的需求与愉悦，而是认同了性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与支配权的不平等性观念，而号称“性与爱”可以分开的一曼，在铜匠“活儿好”的欲望驱使下走上了性冒险，结果她不是在享受性愉悦，而是用为了团队利益来抵消潜意识中残存的贞操观，其性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反常就是在精神上羞辱铜匠，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其实由此可见”性自由“本身就是悖论，如果说自由是一种”选择权“，而”性自由“恰恰不是”自由选择“，当甲想睡乙，乙却想睡丙，最后要达至欲望的实现，就会辅以欺骗、谎言，而在康德看来，在欲望驱使下的性行为非但不是一种自由而是欲望的捆绑，但在现代人看来，欲望的自我实现就是”自由的实现“，却不过是受了了商业广告的误导，这也是极端女权主义所面临的困境。
张一曼信心慢慢”睡服铜匠“除了女性身体优势外，还在于她的知识分子”身份优势“，在他们看来没有文化的铜匠其身份自然是”卑下的“，所以这是一桩不平等的交易，而当铜匠得势后，张一曼曾经拥有的“身份优势”就不再具有优势而成为劣势，所以此后的情势发展就完全超出了她的控制，张一曼最后走向绝境，这里纵然有男人的虚伪、自私，同样也有女人的“自以为是”，所以“女权主义”不能抽象化为“身体意识”的觉醒，而是女人作为人的全部觉知，然后才是”女性身份“，老校长为了保护一曼给她剃光了头发，这种否定女人“身体特征”的行为，无疑是打碎了一曼的“美丽幻觉”：她曾引以为傲的就是她的美丽，这也是现代都市女性的“自我意识”，有别于激进年代的“去性别化”主张：让女人变得中性化，而一曼最后的悲剧无非是要捍卫自己的“女性意识”与“身体觉醒”，结果却在男人的自私、卑污中结束了生命，这固然是一个悲剧，但用荒诞去揭示荒诞，却也会消解批判的力量，让人看到“互害”的社会，没有一个“好人”。
“污名化”知识分子固然能让观众获得认同上的快感，却不会带来希望，这或许就是喜剧电影的局限，这也是电影“人的维度”的局限性，在“人与人的横向关系”解读上，如果没有超越其上的上下维度，最后就只能变成对“人性的审判”。在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电影《撒玛利亚的女孩》中，同样是讲“人性卑污”的故事，为何会获得“人性的力量”就在于导演深切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幽微，同时引入了上下维度。《驴得水》中的张一曼最后成为自杀的”羔羊“，佳佳奔赴延安，男人们都坠入”不公不义“的人性深渊中，难道这就是现实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