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经济学界在过去一年对于金融业改革方向、目标、路径及其重点和脉络，都有很多的思考和讨论，而即将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或将对此提出清晰的意见。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新近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6年11月份，国家有关部委曾邀请该院前往讨论过金融业改革问题。黄剑辉和他的研究团队曾对中、美、德、日等国银行业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分析，并于2016年6月向决策层提交了一份很有分量、颇具前瞻性的研究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通过全面比较中美德日银行业的发展情况，黄剑辉提出了关于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6点启示与借鉴：第一，银行业发展必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提高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第二，制度方面应依托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银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三，要构建符合现代银行特点、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监管新框架；第四，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多元化的竞争新体系；第五，业务发展以“五化”（综合化、国际化、轻型化、数字化、集约化）发展战略为支撑，持续提升银行业的竞争力；第六，做好风险控制，加快机制改革与技术创新，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新模式。
在本次专访中，黄剑辉认为，中国银行业急需新一轮的改革，才能够重新激发其体制机制新的制度红利。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银行业发展的金字塔塔基太小了，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塔基——必须将中小民营银行这个塔基壮大。
《华夏时报》：你怎样看国际银行发展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的现状、特征？
黄剑辉：伴随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大潮里，中国的银行业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不断地向着去行政化和加快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1950-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银行业，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1984-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分化为设立若干专业银行，1979年先后恢复和设立农行、中行、建行，1984年设立工行。1987年起，陆续设立招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
1994-2004年，随着1994年国开行、进出口行、农发行3家政策性银行的设立，原来的工农中建这4家专业银行转型为商业银行；
2005-2014年，以交行、建行股改上市为标志，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进入到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型为股份制上市公司阶段。
上述几个阶段是以去行政化、股权多元化、运作机制逐渐市场化，逐步走向国际化等为基本特征的过程。
发展到2015年、2016年，放在全球银行业大背景来看，中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29.91万亿美元左右，超越了日本的28.88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工农中建都已位列全球前十大银行，民生银行也排到了第三十三名。但中国银行业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整个银行体系的股权结构还是国有控股为特点，民营银行严重发展不足。这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而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民营经济总量已占国民经济总量的60%以上，国企总数约为16万家，而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有数百万家、占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86%，算上个体户，应该近5000万家。由此来看，银行供给主体的股权结构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方的所有制结构不匹配，这两者的不匹配导致了实体经济有融资满足度结构性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大问题。国有企业基本上授信比较充分，融资也不怎么难，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低，但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特别突出。
中国银行业很突出的第二大问题，是以工农中建交为代表的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没有完全走向市场化轨道，用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的话说，是“形似而神不似”，因为尽管已是股份制上市银行了， 但整个管理模式相当程度还停留在10年前的管理模式上。不久前，曾听到工行、建行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在有关场合表示：从2005年到2015年这10年来，股改上市那一轮改革红利已所剩不多，急需通过开启新一轮的改革，才能够重新激发国有控股银行的体制机制新的制度红利。
《华夏时报》：工农中建交都面临这个问题？
黄剑辉：很明显。近年来一谈金融改革，都是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发展资本市场，基本上是这三句话。
我们应当看到，目前工农中建交尽管已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众银行，但其整个管理，从高管人员的任命到内部体制机制方面，还保留了诸多旧有模式。
第三方面问题存在于股份制银行，像招行、民生银行这个梯队，面临的问题又有所不同。主要是面临需要适应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需要适应国际化、综合化、市场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实现自身服务的模式、服务的客户、服务的重点进行整体转型问题。我们民生银行洪崎董事长明确提出，要力争3到5年打造一个不同版本的民生银行，并决定组建研究院负责研究民生银行的中长期发展战略问题。
第四方面问题存在于改革转型的城商行，像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第三梯队的这些银行，也面临着怎么样能够进一步去行政化的问题。这类银行的行政化、地方性色彩仍比较严重，市场化不够，公司治理还需提升，服务的领域、服务的范式也需要进行转型。
第五方面的问题，是民营银行长期发展滞后、发展不足，这是银行体系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从1996年1月12日成立民生银行，其后十多年直到2014年，没再批准设立新的民营银行。整个银行体系里，前面谈到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不匹配，在早些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特别明显。现在随着整个国际、国内格局的变化，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突出了。尤其是现在，货币政策收的比较紧，因为房价的问题、通胀问题，供给的结构跟需求结构不匹配问题等，就更显得比较突出。当年4万亿的阀门开得特大的时候，大水漫灌，而现在收得比较紧了，阀门关小了，水总量少了，但是很多水流到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而中小民营企业就没有水，就渴死了。这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华夏时报》：民营银行发展长期滞后、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多年来有关各方似乎关注不够？
黄剑辉：2015年至今，一共只批了两批共十几家新的民营银行成立。包括江苏的苏宁银行，还有四川新希望银行等，但规模都比较小，数量也太少，供给能力仍比较弱。这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大问题。大型银行目前受体制的制约，民营银行又没有发展起来，门槛又特别高，没有加快放宽准入。而如果要很好地破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必须要大中小银行同步发展，就像城镇化一样，大中小城镇需要同步发展，才能够把人口对城镇化的需求跟供给模式相匹配，而不是都往北京、上海来，造成“城市病”特别严重。银行业发展也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塔基，需要中小民营银行把金字塔的塔基做大。现在塔基太小了，小到了十几年来，有相当规模的民营银行只有民生银行一家。
中国银行业整个体系需要加快塔基的发展建设，增加供给主体，这才是问题破解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