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葭淇 北京报道
美国人的特朗普时代即将开始，以“反建制”而著名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1月20日就要正式走马上任入主白宫。而自去年11月9日他竞选成功开始，国际社会就对“特朗普因素”倍加关注。国际政经格局将会因特朗普因素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在未来应对和处理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经关系时，将会有怎样鲜明的特朗普特色？中美关系将往何处去？全世界的战略家们正在热烈谈论这个话题，一些全球最著名的智库也在不断推出各种相关的研究报告。
在国内战略研究界非常活跃和有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1月13日特别举办了“特朗普新政与中国战略再定位”报告会，请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王莉丽，中国社科院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金灿荣等学界名家大腕，就特朗普新政进行专题研讨，其中透出许多重要的信息，有益于人们清醒地面对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
特朗普主义与中美关系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将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全面开启特朗普时代。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后林雪霏在他们《世界秩序转折点中的特朗普主义与中国风险》的报告中认为，处于世界秩序转折点的特朗普主义与中国风险世界秩序到了节点时刻，特朗普主义的出现，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秩序和中美关系都构成巨大风险。
首先，特朗普主义将引发美国国内的“文明的冲突”。从历史视域看，特朗普主义是重拾美国19世纪的政治“法宝”，试图以此矫正美国当下的政治社会乱象，这与21世纪的美国文明是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的，是19世纪与21世纪两种美国文明的冲突。
其次，特朗普主义的盛行很可能将矛头指向中国，阻碍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他必将中国视为最大对手，以一整套的组合拳发起进攻，中国因此可能面临一系列风险。经济风险可能是中美贸易战，这是可控的，冲突之后还是合作；政治风险可能是提升美国与中国台湾的政治关系，这样的话日本必将跟进；军事风险包括在朝鲜半岛和南海上，比如轰炸朝鲜核设施，把中国拖进冲突的漩涡。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左希迎在其题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安全政策走向》报告中认为，大量右翼保守派人士在特朗普政府担任要职，这使得美国外交政策更加强硬。特朗普的意图简单明了：清除奥巴马的外交遗产，推动外交政策的全面转型。鉴于此，有必要考察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行为模式，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已有信息来看，特朗普及其团队试图在对华安全政策上换种玩法。总体而言，中美关系的挑战将多于机遇，并且可能超过当前政策界的判断。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将有重大调整。特朗普政府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种虚弱的战略，因此无意继续执行这一战略。从以往历史看，特朗普会选择一个新名词冠之以亚太战略或对华战略。这一战略可能包含三个特征：以实力为基础，秘密外交和权力政治是比较显著的特征；谈判是重要的手段，这意味着美国可能通过挂钩政策，迫使中国让利；意识形态色彩较单薄。”
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挑战？左希迎的观点是，在战略谋划上，可以在四个方面有所作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挑战，既不能一味地强硬，也不能一味地软弱，整体思路应该是灵活反应；与特朗普及其团队保持紧密的战略沟通同样重要，为此应尽快安排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积极推动在各层次机构负责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进而建立两国战略互动的制度保证；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挑战，还需要坚定战略决心，坚持底线原则，在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不退缩；此外，中国应该提高制造议题的能力，能够在某些美国关心的议题上积极作为，通过挂钩政策，可以扩大地区影响力。
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国与美国是世界秩序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中美关系的走向左右着世界秩序的格局，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将出现很多的不确定性。王莉丽博士在题为《中美两国需在动荡中共谋合作与发展》演讲中认为，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团队已经基本成型，外交政策方向更加明晰。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口号领导下，新政府内部分裂成三股势力：“美国优先”拥护者、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外交政策核心的支持者，认同二战以来的美国全球战略的传统主义者。这三股不同政策导向的势力互不信任，互相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政策制衡作用。但在解决具体政策问题时，特朗普的个人观点仍然具有绝对优势。特朗普在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上很可能会采取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收缩战略”，这将全面影响现存的国际秩序、亚太安全和中美关系。
王莉丽说，从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对华战略，其候任期间的政策言行以及其以鹰派和富豪为核心班底的内阁成员构成综合分析，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更可能由经济利益而非安全或者意识形态因素所驱动。特朗普政府可能实行的全球战略性的收缩政策，将会引发国际动荡和国际秩序的重构，大国竞争时代来临，管控对手、避免战争、维系自由的国际秩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的最大挑战。
“特朗普当选是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全球化过程中急剧扩大却又在国内政治中被严重忽视的结果，是那些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中受损的阶层在沉默中的爆发。在这一事件发生过程中，经济不平等是决定性的力量。”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吴太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冯仕政在《特朗普当选的背景、后果与警示》的演讲中表示，从后果来说，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极端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这股势力利用人们对当前的不满、对未来的绝望，以及因此而来的怀旧心理，通过鼓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保守的价值观而在政治上呼风唤雨。要看到，把特朗普送上大位的社会力量不只存在于美国，其“群众基础”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世界格局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而随着特朗普的正式入主白宫，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将何去何从？是延续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还是将改弦易辙？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新闻学院特聘教授贾文山及其研究团队认为：特朗普的上台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重返亚洲的动机并没有变。从表面上看，特朗普在竞选中声称要放弃TPP，提出美国至上等口号，决心重返美国，似乎种种主张都表明特朗普将会退出亚洲或减少在亚太的部署。但有不少学者指出，特朗普“亚太再平衡”不仅不会衰弱，而且其强度还会超过奥巴马时期。“已有学者预测，不能排除特朗普在某个时候重启TPP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在重启TPP或构建新的合作框架时，会要求其他成员国承担维护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平衡的义务。此外，这次特朗普组阁中外交和防务上所依赖的团队基本都是强硬的鹰派，比如素以反华言论著称的退役将军弗林出任国家安全顾问，而多次强调对华动武的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通过这种内阁的组合，我们可以判断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延续鹰派思维，甚至进一步强化对华的敌对思维。”
贾文山在《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走向及中国应对策略》报告中表示，虽然难以预测特朗普政府未来针对“亚洲再平衡”可能出台的具体政策，但却可以推测特朗普继续对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也更加务实。因为特朗普内阁所依赖的团队主要是企业家，他们务实的商人思维方式也将促使他们为了现实利益而靠近亚洲，因为东亚的崛起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他们不可能忽视亚洲，亚洲始终是美国最大利益的所在。
如果将特朗普的全球战略调整作为一个试错过程来看待的话，对中国而言，可能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的悲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教授雷达也在《特朗普遏制中国崛起的全球战略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中表示，“对中国的遏制是特朗普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在他入主白宫后会制造出比以往更多更棘手的麻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政治上的反建制、反传统的特性决定了他很可能不会以意识形态武器来遏制中国，商业利益是未来中美摩擦的焦点。以往人权状况的纷争，TPP中国有企业的竞争待遇问题在中美经济交往中都可能被淡化。”
他强调，如果我们把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实际上视为是一种长期战略的话，那么我们发现特朗普的遏制手段对中国而言并不是最难应对的手段。特朗普遏制中国的手段是反全球化，相比较奥巴马政府巧实力手段的遏制，反全球对美国而言是选择了一种成本最高的手段。因此，即便中美之间出现非常严厉的冲突，其严峻程度也不会超过1950年代。
特朗普“新政”及全球化
特朗普在贸易与全球化问题上，颠覆了共和党几十年来秉持的观念。他强烈反对自由贸易，声称将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废除TPP，重新评估现有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进行“不公平倾销和补贴”的国家征收处罚性关税，采取更严厉的贸易制裁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方案研究院执行院长罗来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综合研究室主任罗雨泽在题为《针对特朗普“新政”调整我国的开放战略》的报告中指出，特朗普认为自由贸易使得美国制造业就业大量流向中国、墨西哥等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美国保护主义增强，中国、墨西哥将是最大受害者。
“因此，我国务必及早进行部署，提前设计应对方案。利用特朗普的经济行为对全球经济治理和整体经济格局所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加强我国对国际事务的协调和整合，尤其是争取受特朗普新政冲击较为明显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团结，一起维护和推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化发展，并共同采取措施缓冲和化解特朗普带来的国际冲击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城市及区域经济学副教授冯俊新则在《特朗普经济政策内在逻辑和可行性分析》的演讲中指出特朗普经济政策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和不可操作性。“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核心是通过财政扩张和放松管制来提高经济增速，配合贸易保护主义保护国内制造业，从而双管齐下提高就业水平。但“上述经济政策目标内部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并不具备可行性。一旦实施，首先将会恶化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其次还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产生冲突，最后其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也使得外部宏观政策协调丧失基础。这使得特朗普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真正实现前述全部政策目标。”
至于新政对中国的影响，冯俊新认为，“与里根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最后可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真正实施这一政策组合，更大的可能是把这些政策组合作为谈判筹码。由于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应该保持耐心，不用急于与其交易。”他建议，“中国一方面应积极加强与主要经济大国的沟通和协作。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保持一定耐心，不用急于与其进行谈判和交易，可以等到特朗普经济政策在经过国内政治博弈并最终成型后再开始真正地与之协商。”
特朗普政府主张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特朗普在其竞选获胜后的演讲中表示：“我们能够让经济增长率提升一倍。”他也明确提出过要在10年内创造2500万个就业机会。可以说，特朗普执政最大的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实现该目标，特朗普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等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巍在《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复杂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内向型’经济政策，其中对外贸易政策、产业回迁等，可能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第一，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毫无疑问将加剧中美贸易摩擦，而且在2017年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贸易战’和‘汇率战’。第二，特朗普强化制造业发展将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复杂影响。”
他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有可能在2017年遭遇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来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但由于特朗普的国内执政基础仍然高度脆弱，其政策实施也面临多种挑战，我们也大可不必高估特朗普改变既有格局和秩序的能力。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认真研究特朗普所可能采取的各种政策方案，并且精心准备相应预案，以达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效。”
从特朗普宣称的施政纲领来看，其就任总统后将强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促使本土投资和制造业回归，誓要夺回美国“制造业大国”的桂冠。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孝松在《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立场及其对中美贸易发展前景展望》的演讲中认为，“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包括退出TPP，撕毁NAFTA，甚至退出WTO，呈现在世界面前一个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形象。然而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提出的政纲不一定完全实施；特朗普上任后是否兑现这些主张，最终取决于他所代表阶层的利益。”
王孝松建议，为了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各界需要做好三点。首先，加强中美两国间的对话沟通，协调好双边利益，力争实现互利共赢。第二，加强对国内重点行业的扶植及预警监控。第三，对“新全球化”的新形态保持开放心态，提升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税收计划VS能源政策VS移民政策
特朗普在竞选中，高调提出了振兴美国经济“再次使美国变得伟大”的“更低、更加简化并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减税方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文春在其《美国总统特朗普税收计划的影响及对策》演讲中认为，特朗普的税收计划将削减每一个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高收入纳税人将获得最大的减税好处。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利率不变，边际税率的削减就将提高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但政府债务的膨胀将推高利率并挤出私人投资。
但他指出，“特朗普的税收计划会导致赤字膨胀可能贻害无穷。不仅会威胁世界经济安全，造成世界经济动荡，还会加剧世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推高利率水平，美元获得强势地位，促使新兴市场经济出现资本外流，但也会对就业和国际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而应对特朗普税收计划的可能影响。中国首先要在国际税收秩序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新秩序的制定，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弥补美国等国家不愿意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不足。积极进行国际税收协调。而中国自身也需要税制改革，降低税负，提高中国的国际税收竞争力。而为了防止资本外流，中国可以减持手头上的美国债券，或让人民币贬值。为了应对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吸引外资的投资环境，应该继续保持对外国投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税制。并主动出击迎接挑战，加快并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利用在中美之间的资源、成本等比较优势，选择某些特定的地区或行业进行投资，融入美国市场。
特朗普的一系列能源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美国优先能源计划（An American First Energy Plan）”和“100天行动计划”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工程院院士？刘旭《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主张与中国的对策》报告中表示，能源独立是特朗普的重要能源政策主张。特朗普计划通过扩大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生产与出口来实现能源独立。“特朗普称“美国优先能源计划”的实施将达成系列成果，并进一步促进美国的繁荣。特朗普认为确保空气和水的清洁更应受到重视。除能源领域本身外，其他的政治、经济及外交政策也会对能源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特朗普强调要扩大美国本土的能源产量并积极推动出口，这将增加全球市场的能源供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能源消费国带来机遇。其中对中国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的天然气出口。因此中国应积极应对美国的天然气出口，利用投资和贸易等多种方式参与美国天然气的全球交易。
美国的能源产量扩张和出口对全球能源价格会造成巨大的冲击。能源价格的下跌可能会造成中国的能源企业的短期收益的下降，但同时会降低中国制作业的成本，因此中国应对美国的原油和天然气出口持更积极的态度，并促成其更多地流向中国及亚太市场，并在交易中引入美国的原油和天然气价格指标。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及当选总统后，提出了一系列移民改革的方案，并引发了重大的争议。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墨西哥裔的非法移民，对中国也有多方面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韩冬临在其《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与中国的应对》报告中认为，在特朗普竞选方案中提出了对有案底非法移民的遣返计划。如果特朗普坚持对在美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遣返回国，中国必须有应对措施。“中国在美的非法移民数量并不少，之前的估算在2012年约为21万人，而且有极少部分参与了犯罪行为。如果按照特朗普提出的‘确保其母国接受被遣返的非法移民’这一主张，特朗普极有可能会在中美交锋过程中，要求中国配合美国遣返中国的非法移民。”
其次，在特朗普的竞选报告中，也提出了对专业人才的限制。其实质主要是对低端劳动力的限制，特别是对非法移民的限制。除了非法移民，最有可能受到限制的是中国在美留学生中持F1学生签证的OPT和H1-B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