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葭淇 北京报道
2017年1月7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主题为“新供给 新经济 新动能”的2017年年会在深圳举行。年会特邀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多位知名专家、企业家、行业领袖齐聚一堂，为2017年深化供给侧改革，激发中国经济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把脉献策。年会上，多位学者名流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精准定位和独特思考，以及对于开端伊始的2017年多项关乎经济民生议题的建言展望。
中国经济，2017年有望完成较明显探底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年会上语出惊人，他“谨慎乐观地提出一个粗线条预测判断”：“在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中，有望于2017年完成较明显的探底”。
“稳中求进是2017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要实现2017年6.5%左右的增长，仍然要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结构性动力系统入手。”贾康认为，在投资方面，以政府为主的投资仍然会成为稳增长的主要推力；但在投资方向、方式上，必须做进一步的优化改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尽管还存在困难与问题，但有望、也必须是未来政府介入投资领域的主要创新重点。
贾康强调，2017年经济增长仍将实行“稳字当头”的区间管理，6.5%左右仍然是“稳增长”考虑中的“铁底”。总体上应从需求与供给两侧发力，特别是狠抓供给侧优化结构的针对性措施。
贾康提出，应打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中国经济有望于2017年完成较明显的探底，应力求实现经济的企稳，以对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关键是要使这一平台期的经济具备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向集约化加快转变的“升级版”特征。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理事会理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崎也在发言中表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年，也是面临巨大外部压力和挑战之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面临结构性失衡，与此同时，特朗普上台也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需要民间智库奋发有为、不断前行。
一线城市，至少要有八个
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在演讲中也语惊四座：4个一线城市还太少，至少要有8个一线城市。“中国城镇化要采取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还太少，至少要有8个一线城市。”
“当前世界贸易零增长，全球经济进入新瓶颈时代，而新经济只占到经济总量的5%-10%，并且长期的产业发展需要20、30年才能完成新旧动能的逐渐转换。”
因此，姚余栋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的新动能要靠国家中心城市战略，打造“八个一线”。姚余栋的观点是，“国家新型城镇化非常好，但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结合小城镇，这是不矛盾的。”
“按照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来模拟城镇化，每个层级8000万人，排到八线的城镇，将能容纳6.4亿城镇人口，这与城镇化目标有差距。所以，4个一线城市是不够的，不能满足中国城镇化需求，未来，中国至少要有70%左右的人口在城市，这样8个一线城市，把国家中心城市设定好，中心城市下面自动生成次级城镇，最终将容纳9.6亿城镇人口，实现中国城镇化的目标。”他具体解释道。
当然，我国已有9个城市人口超千万，而全世界超大城市已经有36个人口超千万，但“你挡不住全球超千万的城市”。姚余栋说，发展大城市可能忽略了泡沫风险，而通过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则至少能分担一线城市的系统风险。
有日本经济学家曾预测，在2030年全球大城市的前15位中，中国将占到9位，苏州的经济总量甚至会比东京大，佛山都排进去了。“要重塑中国新动能，便是要发现自己的真正长板，不要犹犹豫豫找错了地方，或者找得太远。”姚余栋强调，中国在城镇化中后期已开始城镇化分化，这便需要通过多规合一做好中心城市。
“这和当年打造深圳特区是一样的，特区迅速崛起，通过辐射，才能建成都市圈、经济圈。” 姚余栋直言，光说都市圈没有作用，要从国家中心城市建起，然后再整体规划。具体操作就是先把中心城市建好，再到中小城市，再到特色小镇。需要给中心城市更多权利。
姚余栋同时认为，增加一线城市数目，既是保证一线城市较充分供给又防房产泡沫风险的治本之策。众所周知，从黑河到腾冲画的一条线，即胡焕庸线大致划分了我国的人口分布，主要人口都集中在胡焕庸线右边。
姚余栋表示，最有可能成为新一线城市的是成都和杭州。“成渝平原肯定要有一线城市，要尊重历史国情、人口分布”。原因在于，现在北上广深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右边，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国情，也很难有利于中国长期区域均衡。他认为，胡焕庸线忽略了一个问题，成都和重庆所在地区是淡水非常充沛的，相当于美国的西海岸，非常适合发展城市。
中国外贸增长点，主要在亚非拉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也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重要想法：中国的出口结构应该从欧美日向亚非拉调整，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中国外贸未来的增长点主要在亚非拉。“日本跟他关系好也罢，差也罢，其实已不太重要，因为占比已比较小。”
他说，“中国的出口结构，应该从欧美日向亚非拉调整。扩大内需、稳定外需。这张图把1995—2015年中国跟世界主要贸易变化趋势展示了一下，归成两类六个主体，欧美日算一类主体，第二类是亚非拉，东盟是一个主体，非洲是一个主体，拉丁美洲是一个主体。看图就很清楚，基本上跟日本的贸易结构，1995年日本占中国进出口总量的20.5%，2015年降到7.1%，说明日本对我们已不是很重要。东盟从6.6%上升11.9%，拉美从2.2%上升到6.0%。跟美国的贸易20年来出口比例变化不是很大，一直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4%左右。欧洲1995年是14.3%，2015年还是14.3%。”
“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新三架马车建议，中国未来应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推动出口的结构，由欧美日转向亚非拉。同时加快科技的创新，完善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他强调，还要注重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改善医疗教育民生，促进由人口红利转到人力资本的红利。人多不见得是好事，但是高素质的人多一定很重要。
养老金资产，5年有望10万亿元
“我国养老金资产5年后有望接近10万亿元。”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在年会上大胆预测。“我国基本养老金5年后将达到3万亿元；企业年金快速增长有望达到2万亿元。目前职业年金已经启动，职业年金对象包括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共计4000多万人，职业年金增长率会很快；全国社保基金目前接近2万亿元，5年后有望达到3万亿元。因此，整体来看，5年后全国养老金资产有可能达到10万亿元。”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理事会副理事长、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总裁苏罡认为，“养老金融行业将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养老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国家的基础设施、重大民生工程，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实际上，养老金融是最有效的能够推动创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苏罡认为养老金融可以从三个方面助力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可以通过养老金融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让居民更愿意消费，从而发挥资金的价值；二是养老金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长期投资资金可以通过长线投资实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获得长期的风险溢价，如全国社保基金已经形成经验；三是养老金融可以助力养老事业发展，可以创造很多新的产业，特别是很多跨领域的产业。
“目前我国养老金融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与美国以及经合组织（OECD）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个市场确实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他强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