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美国于1月20日正式开启了“特朗普时代”。就任几个小时后，特朗普就签署命令废除了《平价医疗法案》，废除《北美自贸协定》，推翻《气候行动计划》等等。1月23号，特朗普又作出三个重大决定：退出尚未得到国会批准的TPP，重启北美自贸协定磋商，推出严厉的边境税。特朗普迅速兑现了他竞选时的几个重要承诺，这对于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认为，这预示着全球层面将由此引发二战以来一次最为深刻的政治经济结构再造，意味着全球将面临更大的资源要素流动壁垒，更意味着全球将由此进入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冲突时期。
张茉楠说，“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以“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再分配，根本是“美国利益优先”，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然而，进一步分析来看，“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诸多悖论，对美国经济而言蕴藏着巨大的政策风险。
张茉楠是国内研究全球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治理、中美经贸战略等学术领域备受好评、最新锐有为的青年学者，她的许多研究成果和重要研究报告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宏观部门提供了重要参考，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国家政策与决策。在其刚刚完成的新书《大变革：全球价值链与下一代贸易治理》中，张茉楠指出，特朗普时代TPP等协定很可能以退为进。她认为，特朗普高调宣布退出TPP，不代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会回到WTO框架内解决问题。特朗普真正的贸易政策方向在于，在当前的贸易框架下为美国进一步争取“更好”的贸易条款。未来美国不排除在追求本土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以特朗普重新定义的方式实施另一种形式的区域贸易协定，或是寻求双边协定的方式，这将使得在特朗普标榜“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在全球贸易萎缩的当下，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进一步恶化，导致矛盾更加尖锐，冲突更加激烈。
谈到中美关系前景，1月25日，张茉楠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表示，特朗普是带着对“全球化”的“怨恨”和“愤怒”，以反建制的角色上台的，因此，打破既有格局，争取美国利益最大化是他内政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基础。但特朗普本人“重利”，又善于“讨价还价”的风格，也不排除中美在摩擦和冲突之间有“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战略缓冲带”，比如“一带一路”， RCEP或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或者中国与许多国家之间的，当然也包括中美、中欧双边BIT谈判。特别是在TPP暂时被废止的背景下，中日韩有没有可能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我认为中国是有一些替代的框架来对冲中美的战略冲突与风险的。
美国重建贸易框架或比TPP更极端
《华夏时报》：从特朗普就任后的表现来看，他似乎真的说到做到，并且立即采取行动。这是否明确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开始？特朗普未来可能对整个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张茉楠：我同意“特朗普未来可能对整个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判断，但我认为他无论产生什么不确定性，可以肯定他跟以往美国总统非常不同的是，他带着明显的反潮流、反主流、反建制的标签。他既带有明显特朗普个人色彩，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对现有利益格局不满的人。金融危机十年来出现的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表明全球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英国脱欧、特朗普的上任，实际是把这个趋势更加事实化、显性化、尖锐化，特朗普之所以登上历史舞台，是因为他迎合了美国一部分利益阶层要重新实现以美国权力和美国利益主导的现实诉求。
美国优先也好，回归美国本土也好，退出一切多边机制回归双边也好，针对的是现有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国际经济秩序和利益格局。从全球化产生的背景看，除了技术和产业的变革、全球贸易发展带来的要素自由流动之外，也是对“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建。但美国很多人认为现有的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格局对美国不公，甚至在利益分配当中，美国没有占据更大的优势，而被像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获取了更多全球化的红利。
可见，与其说特朗普反对“全球化”，不如说是反对“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以及由利益格局而产生的国际秩序，因此，他要打破这种秩序和利益格局。在特朗普的“义利观”里，更多强调“利”的部分，更看重的是全球化能给美国带来什么利益。如果当前全球化不能给美国带来更多利益的话，他就要回归“美国国家利益优先”这样一个政策主张或者这样一个基本逻辑。
所以，本质而言，他所谓“回归本土”和“美国利优先”不能简单理解为完全“闭关锁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孤立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主义最根本的目标是在新一轮国际秩序或全球化利益格局当中，如何让美国更受益，让美国利益最大化。美国优先实际潜台词是“美国利益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
《华夏时报》：如此来看，TPP尽管被否，还会再生？
张茉楠：特朗普上任之初就把TPP的议程否了，这可以看做是对奥巴马一个政治和经济遗产的全面否定。但如果整体来看美国这些年来的经济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一个很明显的脉络就是从原来主导全球化转向主导区域化到本土化，从WTO转向TPP再到退出多边机制，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对二战以来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做出的逐步调整。特朗普的政策主张更可以看做把美国这些年的战略往前更推进一步，就是要对“亚太再平衡”进行的“再平衡”。
我们都知道，当初之所以美国加入TPP，除了更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之外，也是为了制衡中国、平衡中国的战略利益。从这一点上看，特朗普政策的出发点和美国民主党并没有本质性区别，其实也是为了平衡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美国战略利益受损，力图最大化美国的国际主导权。只不过他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不仅从原来的多边化、全球化走向区域化，甚至把区域化推向本土化和双边化。因此，美国下一步采取的贸易形式或贸易协定形式，有可能TPP的壳没了或者所谓的载体没了，但是它的魂的实质性和本质不会改变，都是为了重建美国的国际主导权和美国国家利益，来平衡中国的利益，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或者他所谓的中国的经济扩张和战略扩张。
我们曾认为TPP对中国是一个挑战和危险，但是美国未来要重建的秩序和贸易框架，有可能比TPP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会更大，而且它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冲击，有可能对全球现在的利益格局和秩序产生更大的动荡。在特朗普“美国利益优先”，以及过于极端和过于理想化、过于矛盾化的政策主张，有可能产生非常大负面冲击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例如，我们甚至不排除美国可能退出包括WTO在内的二战之后全球多边框架。
《华夏时报》：你是说特朗普会根据他自己认可的原则来重建世界秩序和贸易框架，但他能做到吗？
张茉楠：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探讨的特朗普政策的一些悖论，包括他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治理架构，代表更广泛人民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所以才获得那么多国家、群体和阶层的支持。这说明当时的“三大支柱”的国际治理框架代表未来发展趋势或者符合历史潮流，但美国想靠“美国利益最大化”和“美国利益优先”的方式去重建秩序，首先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这就注定其政策和战略主张并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不会被更多的人所支持，这和“二战”之后所重建的秩序完全不一样，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
“特朗普冲击”将导致全球治理进入“真空期”
《华夏时报》：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等全球层面的治理框架会否面临着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张茉楠：特朗普作为一个标志性或作为一个“革命性”人物出现，未来一定会产生全球层面的冲击，我们可以叫做“特朗普冲击”。“特朗普冲击”其实也是由几个层面来体现：一是美国国内层面。特朗普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是对美国一直以来奉行的“民主、自由”，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那套普世价值和价值观、政策框架的冲击，这种反建制，所以首先是对国内既有的政策、战略或美国国内的民主和政治秩序的冲击；二是国家间层面。特朗普主义会对既有的大国关系，包括像中美、中俄、中欧、美欧、美欧等，包括美国和盟友的大国间利益三角关系的冲击。现在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未来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即便预期跟美国缓和关系，但这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三是全球层面。特朗普主张退出多边，回归双边，包括像联合国，这些既有的多边或者全球层面的治理框架也面临着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全球治理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个 “真空期”。毕竟当前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架构是美国领导力所主导下的格局和架构，现在特朗普把很多责任都抛出去了，不承担责任了，要求各国来承担。这种情况下，其实全球治理就有可能面临领导权的真空期，而且在这样的真空期会集中表现在各方利益冲突和博弈。几十年来，美国在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的同时也一直是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既享受领导权、主导权所带来的利益，实际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全球化主导权的责任和分担了成本，比如在军事安全保护、提供公共产品、反对恐怖袭击，其实美国都是引领者或者规则的制定者，尤其是规则的制定者。现在特朗普内政外交显示他不希望美国为此承担一切责任、成本也不负担了，要求美国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到底谁来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本？如果谁都不承担成本，而是都去追逐本国利益最大化，就有可能产生“公地悲剧”，也就意味着全球层面可能出现“利益最小化、风险最大化”的局面。当每个人都要利益最大化，风险一定是最大化，因为风险没有人承担了，成本没有人承担了，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的真空期其实也是全球风险和全球冲突的爆发期和矛盾冲突的爆发期。尽管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这点是必然的，是确认的——就是全球治理的真空期。“特朗普冲击”直接带来的是全球治理的真空期和全球风险冲突的高发期，和矛盾的叠加期，那些很多原本我们认为是“黑天鹅”的事件有可能就变成“白天鹅”事件了。
美货币政策将引发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
《华夏时报》：就具体政策而言，特朗普调整税制之后，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
张茉楠：特朗普的很多理念、主张或是战略，最后一定要体现政策和行动上。但他的政策框架里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更确切的说是“政策悖论”。同时，在未来政策执行或实现过程当中也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仅取决于特朗普的主观意愿，更多取决于客观的现实和其他国家的战略博弈。所以从他的政策本身看，其不确定性有很大层面表现在政策的矛盾化、极端化、理想化，甚至是冲突化方面，这些特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经济政策上。
举例来看，一方面，特朗普要实施大规模地减税，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实际上是典型经济刺激和财政扩张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在美联储主张货币收紧，保持强势美元的背景下，这种政策冲突性是非常显著的，未来这将导致美国债务的急剧飙升。
根据美国智库——美国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评估，如果按照特朗普这样一个大规模减税的政策节奏，未来十年加上利息成本，美国的联邦债务有可能飙升7.2万亿美元。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实际上现在联邦债务已经占到GDP的105%，未来十年有可能又增加7.2万亿的债务水平。
另一方面，美元升值，包括其他国家推动贸易结构调整，意味着由于全球失衡所衍生出来的全球顺差越来越少，美国制造业回归实际上要拿别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德国这些国家贸易顺差放到美国的口袋里，这也间接实现了“全球经济再平衡”，顺差国的顺差越来越少，逆差国家的逆差也在减小，意味着美国逆差输出美元资本，顺差国产生的商品美元会大为减少，比如中国顺差所带来商品美元可能就会减少，像德国的商品美元也会减少。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外部需求萎缩，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减少，外汇储备对GDP比例将至2%左右，大幅低于危机前历史均值的5%左右，未来全球外汇储备还会进一步减少，再加上美元升息，美元强势，未来有可能导致全球美元真实利率成本的上升，美国债利率上升，这直接导致的就是美国债务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可能加剧美国债务恶化风险，最后有可能触发临界点，产生全球重大债务风险。因为美国是全球债务风险的出口，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次贷危机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是美国债务出现问题，只不过是私人部门债务出现问题，一旦美国政府部门和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层面债务出现问题，那么全球都会引发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层面。
再有一点，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也是一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要货币收紧，要美元强势，另一方面要美国回归制造业，要把所有的就业都拉回美国，但是强势美元是不利于美元出口的，这一点来讲是非常大的政策悖论，所以是不可能实现的。
《华夏时报》：特朗普的智囊班子，包括他的金融政策智囊班子，对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有所分析和认识吗，何况特朗普并不能直接干预美联储的政策？
张茉楠：我们现在就看到耶伦已经跟特朗普产生政策分歧了，包括他说如果一旦美国搞大规模刺激的话，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连续加息，甚至是多次加息，想对冲这种大规模刺激所带来通胀的风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非常担心美国是不是会发生上世纪“二战”之前所谓的滞胀年代。为什么爆发“二战”，是因为跟当时全球滞胀有非常大的关系，因此就通过战争来转化矛盾的出口，一旦美国经济政策、特朗普政策在经济层面上实现不了，会不会再次转转嫁危机，甚至是通过局部战争转嫁危机的方式来转嫁他自己的矛盾？我们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特朗普政策有可能自我校正或否定
《华夏时报》：对于这种可以预测到的严重后果，特朗普并不理会吗？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如果是跟特朗普意见相一致的人，大家都将往一个黑暗的方向走？
张茉楠：你说得非常对，当一个经济体处于矛盾状态甚至有风险的时候，需要一种负反馈机制。负反馈机制本身是对系统的自我纠偏，包括危机如果从极端的方式来讲，也是对系统的自我纠偏，如果没有这种风险出口的话，系统就有可能走向崩溃。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一个系统要是能够持续地健康地发展，一定有负反馈机制。现在如果政策产生趋同的话，既有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也有可能风险最大化。这种局面下，不排除美国未来内部会出现危机。
《华夏时报》：货币政策如果向着你所说的非常危险错误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大规模搞基建和大力度减税，钱会不会非常紧？
张茉楠：我们看到特朗普已经邀请了两位房地产商作为基建投资委员会的主席，未来有可能投资1万亿美元作为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是什么概念？美国去年GDP总量为18万亿美元。这个钱从哪来，是非常大的问题。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搞大规模投资，这很难实现。减税代表大规模的税收减少，税收减少有拉弗曲线，减税可能对企业主体长期有利，对供给侧有利，但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直接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财政赤字扩张，税收负担上升，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难。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债务余额比例已经达到21%的警戒线，在特朗普实施大规模减税和实施5500-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扩大赤字，美国真实利率水平可能进入快速上行通道的背景下，不仅财政预算可能捉襟见肘，就如我刚才谈到了将会触发美国债务风险和滞胀风险。
《华夏时报》：减税可能让美国普通民众增加收入，增加购买力，可能留住或吸引企业在美国本土，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其产品生产所离不开的全产业链是否不可能全部回到美国？
张茉楠：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看我新出的一本书，《大变革全球价值链与下一代贸易治理系》。为什么特朗普的这种政策很多是有悖论，甚至是违背历史潮流、违背全球化潮流的？全球化直接的表现就是由原来的本土制造，比如“中国制造”、“美国制造”、“德国制造”等等，越来越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层面上的“全球制造”，各国家利益自己的供需分工和比较优势，能够使全球化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分工的效率相对更高，资源配置效率也高，生产效率也高。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全球的产业链会让不同国家能够在产业分工当中按照自己各自比较优势来进行产业化分工和供需分工。
以苹果为例，苹果回归美国本土是几乎不可能的，苹果只是占据高端的研发环节，所有的加工制造环节，包括销售环节和收益率较低的工序环节，早已被像中国以及很多新兴经济体，就是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国家所承载，这样的话美国才可能利益最大化。如果让成本相对比较高的环节回到美国本土的话，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美国的获利远比全球制造的收益率和价值要更少。这样的话，即便是环节回到美国、工序回到美国，但有可能利润和利益并没有回到美国，这其实反倒对“美国利益优先”是一个负面冲击。
《华夏时报》：你所说的这些都是非常清晰的逻辑，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其所聘请的智囊班子和顾问学者，他们会附和特朗普的意见吗？
张茉楠：不是所有学者和智囊都能够秉持相对公正、客观、理性的治学态度，很多学者或经济学家也不排除带有主观倾向和政党利益，或者可能代表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真正的价值判断、理性判断与事实判断是两个层面的事情，而一般来讲，学者和智囊首先做的是价值判断，然后再做事实判断，真正能抛弃意识形态、主观好恶的思想观点也是很难的。当然，特朗普团队也不是完全一致，内阁成员中更有思想和意见向左的，所以在推动特朗普政策的过程中会产生分歧，但总体看，还会带有特朗普班子明显的进攻性和“反建制”，色彩。
《华夏时报》：特朗普要推行美国优先的种种政策，虽然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占主导地位，但其中的建制派会不会是他的一个重要障碍？
张茉楠：特朗普冲击首先是冲击国内，然后会通过内政外交来延续到多边、延续到全球层面。冲击一定是一个动态博弈，不完全是我们所说的静态平衡。动态博弈方来自于对手间的反制和反弹，当然首先的对手会来自于民主党主张的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之下的经济政策和建制的反弹，所以现在既有的内阁人选能不能最后真正走向白宫，或把一些原来所谓口号式变成真正的政策主张，甚至完全推行下去，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变数，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因为特朗普是“美国利益优先”，如果一旦意识到现有的政策没有实现“美国利益优先”，不排除进行自我校正、自我否定。
全球格局和秩序面临重大变革机遇
《华夏时报》：现在美国让人觉得不可预测，未来几年世界可能会面临很多很多危险和艰难？
张茉楠：我们要认知的是，哪怕没有特朗普，也有会其他“普”出现。一种利益不可能是长期实现平衡，所有的格局都不是一个完全平衡的和完全平等的状态，全球化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全球的“不平等”，为什么有人认为特朗普代表民粹主义或美国民众的利益，就是他所说的华尔街和美国民众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所谓的1%和99%的冲突，特朗普也是拿“不公正”、“不公平”去做一个姿态来表现他的政策主张。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全球化本身无论怎么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也出现了“失衡”，但特朗普是以更加极端的方式，来对现有“不平衡”的一个“再平衡”。因此，这也反映出当今世界既有全球格局和全球秩序需要重大改变，需要重大变革。未来全球化发展一定更多是互利共赢，全球化无论怎么发展，利益分配一定是最后衡量是不是可持续的一个标准。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国际格局将要出现？
张茉楠：从这一点来讲，“特朗普冲击”既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但也很可能为全球带来一次重大变革的机遇。在全球结构和秩序重建和重构过程中，那些真正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潮流和规则，以及价值体系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比较迷茫，普遍缺乏方向感和确定性，因此，在重建和变革过程中，才可能涌现出真正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力量。那些违背历史潮流，违背发展大方向的，一定会在这次大的博弈和变革当中失去领导力和失去生命力。
《华夏时报》：从中美关系的前景看，新的格局是否也在形成中？特朗普上台之后，还没有对中美贸易关系表态，他内定的财政部长已经公开表示将与特朗普一起评估不公平中国策略所带来的损害，这是否一个迹象，显示特朗普内阁可能会对中美贸易政策作出更大的调整？怎么判断这个调整？
张茉楠：中美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包括有人提出的“G2”（中美要共担利益、共担风险），这其实已界定了中美之间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范畴。因为全球两大经济体，老大和老二，所带来一系列的冲突矛盾和可能合作的机遇，包括美国宣布退出TPP后，澳大利亚立即希望中国来“补位”，说明中美之间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关系，不仅会涉及美国和盟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和合作伙伴间的关系，更会牵涉全球层面的格局重建。
这种格局和形势下，一旦中美发生冲突将会给全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前，中国经济对全球贡献已经超出了40%，尽管美国还是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美国，如果一旦中美之间发生恶性贸易战争的话，美国可能获取一些短期或一些局部的利益，但是从整体的利益，甚至全球利益来看，其负面冲击和反向溢出效应也会拖累美国经济、冲击美国贸易，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中国也有可能在这场贸易战中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中国主动发起报复性贸易战可能性比较低，要打起贸易战，美国企业损失更大。从中美的贸易结构来讲，美国高新技术出口产品都附加价值非常高，而中国对美出口是较多的中低端产品，包括日用品、消费品，附加价值相对较小。一旦中美出现“恶性贸易战”和贸易冲突的话，美国的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高端零部件制造业，直接受损的程度将远超中国对美出口的价值量。所以这实际上对美国企业，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冲击会特别大。
中美政经关系或处于近年来“最恶化时期”
《华夏时报》：如果美国真的针对中国部分商品增收40%-50%的关税，甚至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这是需要如何应对的危险？
张茉楠：中美之间连锁性的或者是报复性的恶性贸易战不会发生，但是美国单方面来挑战的贸易冲突或摩擦，有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经贸关系进入“最恶化时期”，甚至对中国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应该讲，无论当年的里根，还是后来的克林顿，以及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一直都存在。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成为全球受贸易保护主义损害最多的国家，美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保护国。美国2015年实施贸易保护措施624项，为2009年的9倍，位居各国之首，成为限制贸易自由化的头号国家。因此中美贸易冲突已经既成事实。但特朗普上台以后，将会把这种矛盾和冲突更加极端化和更加冲突化。包括征收45%的高额关税，也有人担心汇率问题可能上演当年对日的广场协议，一次逼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单方面发起贸易战的冲突是必然的，因为美国现在既有的政策都是要美国利益最大化，现在认为中国是美国利益最大的竞争对手或经济敌人，所以针对中国单方面发起的冲突肯定在未来几年当中，起码在未来前两年当中是集中爆发的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区域大国越来越开放，不仅仅是引进来，现在要全面走出去，美国要竖起高墙，无论是制度壁垒、关税壁垒，还是投资壁垒，有可能中国在走出去过程当中就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高墙和壁垒，除了贸易之外，包括投资，包括很多企业层面或合作层面上，甚至不排除在未来很多是美国重新以安全利益为由或国家战略为由，把原来既有的商业合同撕毁，特朗普甚至有可能否定奥巴马前期跟中国的一些合作机制等等。所以中国一定要有这种思想准备，甚至将这种冲突想得更坏一些。
中国迎来又一次倒逼国内改革机遇
《华夏时报》：这会不会正好倒逼中国加快在各领域的改革进程？
张茉楠：从中国历史发展看，每次遭遇大的外部挑战，中国都把它变成一次倒逼自己国内改革的机遇。包括入世，当时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一次挑战，很多人都认为“狼”来了。但我们现在看WTO对中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红利和变革的机遇。因此，回顾历史，每一次中国在做符合历史潮流，符合全球化趋势的重大选择时，所面对的挑战其实都是一次积极的转化。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担当者，一个全球化的贡献者，必须让自己的规则或制度变得更先进。责任和能力是相匹配的，如果能力没有达到、实力没有达到，承担过度的责任也是勉为其难。即便有这个主观意愿，也不可能真正有实力和真正有能力去承担这份责任。所以中国要向全球输出方案、规则，输出公共产品，一定是建立在能力和实力都具备的基础上，一方面要使得中国经济从“大”到“强”，另一方面是通过国内深层次结构性改革让我们的模式更先进、规则更先进，方案更先进，这才能被全球各国更多地人认可。TPP之所以那么多小国来迎合，就是因为是带着“21世纪高标准的规则”的标签，比如日本，它认为可以搭乘TPP的快车，让日本获得更大的市场和经济增长。中国未来要向全球贡献公共产品，一定是规则比现有的这套规则更先进，更符合未来发展趋势。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倒逼国内改革，通过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更符合未来发展趋势，如果自己的事情做不好的话，不可能去帮别人担责任，更不可能是引领式的发展。
因此，回到根本问题上来，中国要做全球化的引领者一定是以深化本国国内改革作为前提基础，否则难以成为全球化的担当者的。中国必须要认识到，不是说美国不干了，中国就可以“补位”。美国成为全球第一，除了经济体量之外，其实贡献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模式和先进的制度、规则。中国要学会从贡献商品，到贡献公共产品、贡献规则、贡献制度来转变。
《华夏时报》：面对即将而来的麻烦或机遇，首先最需要的应对之举是什么？
张茉楠：从未来判断全球大势、中美大势和中国大势，首先要在很多理念上要保持或要达成一个共识。美国极端化，中国可能受它的影响也极端化，甚至一方面是如临大敌，一方面是盲目乐观。问题在于，中国有没有转化矛盾的能力，有没有能力把这种负面的、冲击的、灾难性的，甚至是挑战式的麻烦转化成良性机遇。目前在认知上大家对未来判断，有很多思想的交锋，短期内没有共识。共识的前提是有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这样才能达成共识。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共识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未来中国的知识界、产业界和政界须对未来大势有充分讨论、争论和交流，在交流过程当中，中国可以逐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不仅国内，中国还需要与美方建立沟通交流机制，跟欧洲，跟其他亚洲伙伴建立交流机制，，要在理念和思想上有交流和互动，这有助于各方逐步把冲突的部分、尖锐的部分软化，把有棱角的部分、你死我活的部分更多变成柔性的部分、钝化的部分，这样在更多交互过程当中可能找到方向、找到答案，甚至达成共识。
所以首先一步还不是马上行动、马上出对策的时候，不是美国方面加收45%的关税，中国马上就把牌抛出去。当然，政策储备要有，预案要有，但我们不要急于行动，不要急于去做报复性行动。因为大家都是利益相关者，他伤及你，你再伤及他，这样可能陷入一个死循环、恶性循环，需要保持开放性心态、开放性探讨的氛围或者开放性的政策框架，我们不要做太确定和太固化的政策模式。我们都要全方位开放，这种开放一定不完全体现在行动上，一定体现在理念和很多思想上的开放。
此外，我们常说预期是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如果大家预期是非常负面恶化的话，就有可能“自我实现”。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保持定力，保持相对更为长远的一种谋划和思考。
中国可以有替代框架对冲美国风险
《华夏时报》：思想的问题之后呢？政策储备是什么？
张茉楠：从思想变为行动需要建立一种机制特朗普本人“重利”，又善于“讨价还价”的风格，也不排除中美在摩擦和冲突之间有“谈判”的空间。首先还是要跟美国建立一个沟通交流的机制，因为既往的中美之间很多问题也是通过交流沟通机制，各种各样大大小小官方、非官方的机制解决的。中美是要谈的，而且谈完了也要有结果。另一方面，中国要有应对之策的，应对之策不是一两年的，因为中美之间全球层面政策预案需要着眼于未来五到十年，是一个战略性的预案。这些需要我们加紧做一些中国战略的储备或政策上的储备。
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战略缓冲带”，比如“一带一路”， RCEP或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或者中国与许多国家之间的，当然也包括中美、中欧双边BIT谈判。特别是在TPP暂时被废止的背景下，中日韩有没有可能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我认为中国是有一些替代的框架来对冲中美的战略冲突与风险的。
为此，我们要着眼于四个层面，第一，中美之间短期要谈，包括一些机制的构建；第二，中国短期要有一些政策和战略的替代方案；第三，中国对美国未来长期战略的储备；第四，更高层面的全球化引领，包括全球治理，包括未来全球化制度框架。中国现在尽管有着意愿，但能力不足，能力和实力和我们义务、规则都不匹配，所以那是更长远目标。如果中国这些方面做好了的话，有可能真是要发生全球力量的转移，真正要把全球化的重担或引领者的重担扛到自己身上，就要解决上述四个层面的问题。
《华夏时报》：这段时间谈论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观点很多，你的观点给我印象是考虑得比较周全，不极端，清晰冷静。
张茉楠：中美冲突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冲突，不仅仅是力量的冲突、权力的冲突、理念的冲突、价值的冲突，其实更多也是一种文化的冲突，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是基于西方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一套秩序和理念，但是未来东方文化的包容、和谐，共享的理念或者平衡的理念，减少矛盾冲突、化解矛盾价值体现，是不是可以成为国际新秩序文化的主导？因此，中美之间，全球层面能否以一种更加有序、更加包容、更加和谐和更加建设性的框架去化解当前的矛盾，这既取决于现在很多政策的制定，其实也是一套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矛盾的缓冲。
所以，世界上很多问题最终是在价值层面上来解决，而不是单单靠政治和经济层面上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