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国际政商界普遍担忧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意味着世界秩序将开始一段不确定时期。至少，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竞选论调在他就职后马上就变成了政策选项。“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这句话现在终于让各国清醒过来了。特朗普就职演说似乎预示着他可能真的说到做到并会立即采取行动，从而极有可能明确标志着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就要开始。眼下人们对于特朗普的意图和心态抱有什么样的疑问？美国第45任总统真的打算毁掉由美国领导创建的全球秩序吗？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经贸关系将会经历多大烈度的震荡？即将发生的事态复杂程度将会有多高？中美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就上述问题，《华夏时报》记者新近特别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他表示，我们现在都盯着特朗普想做什么，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他能做什么。他的基本判断是，世界不会因特朗普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特朗普任内能够兑现其选举过程中所作承诺的一半就算很不错了。
张宇燕在本次专访中特别提到，特朗普现在强调的是“非自由主义的公平贸易”，其特征是一切以美国的利益为准，尽量少让美国承担国际义务。张宇燕说，未来4年中美之间在贸易投资领域一定会出现分歧、争端，而且会比前两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的矛盾更为棘手，但出现全面贸易战的概率很低。肯定会出现的贸易争端，应只是涉及个别领域或个别产品，而不会对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产生颠覆性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打不起来”。
顺应时势与时势造英雄成就了特朗普
《华夏时报》：国际国内智库都在大谈特谈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可能给世界和中美关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你是怎么看待特朗普现象的？他成功当选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张宇燕：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说明了许多问题。他非常敏锐地识别出了美国内部大约一半人口特别关注但却一直未被重点触及的问题，并以自身特有的直白方式，完全抛开政治正确性的禁忌，把它们挑开了说，从而赢得了这些人的支持。这些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所谓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不平等问题。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老问题，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因为这会触及既得利益。特朗普的智慧之处是把不平等和全球化联系起来。这样一来，“敌人”就分散了：有国内的贪得无厌者不假，但更重要的是外国坏人，也主要是因为外部竞争者在占美国人便宜的过程中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外国人之所以成功地从美国人身上捞好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前任美国政府甚至绝大多数权势集团成员或“建制派”要么是愚蠢，要么是别有用心，为了自身狭隘利益而不惜牺牲美国利益。当然也可能不完全是因为自己无能，而是因为“敌人太狡猾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特别需要强有力的和高智商的领导人。
第二个是种族的问题。在美国，种族主义一直是一股政治潜流。这股潜流又长期被美国的政治正确性压抑在地壳之下，没人敢碰。特朗普的与众不同之处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毫不犹豫地在地壳上钻了几个眼，把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羞羞答答并用学术加以遮掩的担心与忧虑直白地表达出来，于是一下把政治正确性的地壳给打碎了，使得积压多年的种族主义岩浆喷薄而出。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还只有十几万穆斯林，现在增长到1千万左右，西班牙裔人口更是增长到3千多万。美国本土种族结构的变化，令部分欧洲裔美国人尤其是社会精英人士深感焦虑却又不便公开表达意见。毫无忌惮的特朗普直面这一问题，同时对移民、外来劳工、犯罪及恐怖主义等等提出了明确且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因而吸引了很多民众和精英支持，他们当中的部分人甚至成为铁杆。
第三个问题是华盛顿-华尔街问题。美国国内民众对华盛顿的政治当权派的不满由来已久。为什么不满？因为在至少部分美国民众眼中，华盛顿各联邦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身居其中者都在利用国家机器来谋取自身利益，并且越来越服务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曾经任里根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亨德森后来出了一本书，中文译为《欢乐的经济学》。在此书中这位贴身观察了政府整整20年的经济学家以绝对肯定的口吻陈述他所认为的真相：政府官员根本不关心我们；他们有巨大的权力，能够运用这些权力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不可思议的破坏，但只要这些破坏不会让他们失去工作或进监狱，他们就不会放在心上。他的第二大发现是，政府所说的“公众”，就是企图对政府进行游说的各色玩家。
如果说里根当年胜在攻击民主党所推崇的大政府及官僚主义，那么特朗普今天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作为一个整体的体制内精英，戳穿了他们编织的美好故事，讲出了美国在许多方面业已失败的现实。
在此我想特别指出一点的是，特朗普不是草根，而是体制外精英，他的成功当选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体制外造反派夺权成功。说大多数草根支持他，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投票支持他的人主要不是社会底层而是中上层选民。从种族上看，美国白人男性的63%支持特朗普；尽管他说了不少带有歧视性的话，仍然有53%的白人女性选民支持他。
特朗普在施政过程中将面临国内四大掣肘
《华夏时报》：由此来看真是时势造就了特朗普、同时特朗普也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时势。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能够利用美国总统职权来兑现他在竞选中许下的一系列诺言呢？
张宇燕：大家都很担心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策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世界也会随之而改变。这种担心完全可以理解，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也完全应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因为受到这种思维惯性的左右而产生误判。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前英格兰银行行长前两天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我们所处的世界未来几年仍将行进在既有的轨道，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们大家都注意到，在选举过程中，特朗普说了很多话，要干这个，要做那个。然而我们在分析特朗普时，还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想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评估他能做什么以及可能做成什么。美国政治学者中有人做过研究，美国总统候选人在选举过程中做出的承诺，在成为总统后其承诺兑现率通常只有70%。我的基本判断是，他任内能够兑现选举过程中所作承诺的一半就算很不错了。我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特朗普在未来4年，如果他可以完成首个任期的话，将面临四大制约或掣肘。
首先是制度制约。特朗普是以一个体制外精英身份入主白宫的。鉴于他长期游离于体制而主要在商界打拼，因而体制内的经验明显欠缺，不太了解体制内有多少或什么样的约束条件。胜选后他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了解熟悉。我相信他会发现，在他“想做”和“能做”之间，隔着形形色色的制度性藩篱、沼泽甚至雷区。执政以后，他还会遇见更多的约束条件。美国总统的权力是被美国宪法及其他一系列法律规章严格限定了的。白宫的主人变了，但宪法架构并没有变，尤其是国会和最高法院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力依旧。
其次是官僚体系制约。特朗普推行的各项政策能否落实，取决于整个官僚系统的效率和官僚层是否配合。事情并非是他说怎样最后就能怎样。美国社会学家米格代尔在其《强社会与弱国家》一书中谈到他的研究发现给他带来的思想冲击：那些在华盛顿计划好的事情竟然没有一件在贫困或遥远的城市发生。为什么会这样？按照米格代尔的解释，那主要是因为国家深深地嵌入了社会环境。不同的政府官员都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生活和工作，他们面对不同诱惑和压力，他们支配不同的人同时也受不同人的支配。正是官员所处的环境塑造了将要发生的事。社会环境是在发生变化，然而已经习惯了以往工作环境并且在认知上与新政府理念迥异的官员们，又凭什么要特别遵从特朗普政府的指令呢？如果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威胁到各级官员的既得利益，华盛顿的政策将受到的抵制或扭曲是不难想象的。
第三类制约来自于各类既得利益集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法规和政策都带有“非中性”色彩，也就是说同样的制度或政策，对不同的人而言利益含义是不同的。废止原有制度和政策或改弦更张，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动人家的奶酪，尽管会得到受益者的欢呼，但仍会遭遇受损者的顽强抵抗。利益碰撞的主战场之一将会是国会。反对特朗普的议员不光来自民主党，还来自共和党内部，有人甚至公开说特朗普根本就不属于共和党。正如我在《美国行为的根源》一书中所说，美国的政策或法律法规的出台及改变，无非是利益攸关的利益集团之间激烈讨价还价后所达到的均衡。我不认为这一结论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将会有所改变。
最后是民众制约。特朗普的得票毕竟比希拉里少了290万票，显示出其执政合法性不足。支持者是少数，这本身就是一种约束。他就职典礼后接连发生多起大规模游行，其目的就是要告诉特朗普不能为所欲为，让他看到行为的边界，让他感受到阻力。目睹如此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眼见难以弥合的国家裂痕，特朗普即使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我想他也会在采取行动前三思。
这里我想补充说明一点。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美国总统有发起、修订、终止对外条约和协定的权力。他也有权发起或推动一项法律的制订但最终要经国会投票批准，并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立法议案。比较而言，总统的涉外权力要大于涉内权力，否定性或“破”的权力易于肯定性或“立”的权力。这便是特朗普一上台首先做的事都与外部世界有关、且多是否定性举措有关的重要原因。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吃柿子捡软的”和“不破不立”。顺便说一句，上台伊始就废止前任谈就的贸易协定或条约，可以说是美国总统的一个行为惯例，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干过。因此对特朗普要重新谈北美自贸协定、退出TPP等，我们不必太过认真。
特朗普想要的是美国标准的“公平贸易”
《华夏时报》：特朗普在国际贸易规则上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
张宇燕：这里我想先说明一点，那就是特朗普不是要回归贸易孤立主义，不是完全拒斥国际贸易。他本身就是商人，在外国有很多产业，因而内心十分清楚国际贸易投资是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能给大家带来好处。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又显出如此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好处不是均匀分配，而这种不均在国家间的贸易协定或条约中得以集中表现。这一点可以从他说的下面这句话中清楚地反映出来：“我想要的只是公平贸易，我们要公平地对待其他国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平地对待我们”。
要理解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一定要从这里入手。他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想按照他认可的那种方式来实现他心目中的公平对待。1980年代以来，国际自由贸易之路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开始是由西方国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力求以此敲开或扩大封闭国家的市场。在“free trade”阶段，发达国家凭借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对国际规则的掌控能力，有信心有能力获取“得自贸易收益”的大头，同时容忍后进国家的一些不规范行为。经过一段时间后，落后国家因加入国际分工，竞争力慢慢上来了，并开始对发达国家的部分传统产业产生威胁，这时世界便进入公平贸易阶段。“fair trade”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要求欠发达国家严格遵守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其中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随着受益于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的主要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积累壮大，特别是它们开始提出改变不合理规则体系的诉求后，世界进入了“基于规则的贸易”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修改或设立新贸易投资规则来保障自身利益并制约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奥巴马在谈到TPP时说的“我们要书写贸易规则而非由中国来书写”，便是“rule-based trade”真实意图的生动写照。
特朗普当政后推行的贸易政策，至少从动机而非效果上看，似乎正开始把世界带入国际贸易的第四个阶段。今天特朗普讲的公平贸易，虽然和从前的用词一样，但基础变了，准确说是层次变了。在世纪之交后人们谈论公平贸易时，心中除了关注本国利益外，还常常牵挂着全球利益，至少是把全球利益挂在嘴边。而特朗普所谈的公平贸易，则是以“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为基础为前提的，包括提高关税，宣布他国操纵汇率，强调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甚至让墨西哥支付建墙费用以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此时，一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在了，通过自由贸易造福于全世界的理想或理论基础消失了，甚至把促进经济全球化当幌子的努力也被放弃了。如果要为特朗普的“公平贸易”做个概括，我在几种表述中，最后选择“基于国家利益的公平贸易”，英文是national interest based fair trade，亦或是“低阶公平贸易”，英文是low-order fair trade.
这也恰是今年年初在达沃斯习近平主席讲话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中国领导人现在开始在全球舞台谈论全球治理、世界前途、人类命运以及中国方案。过去这里主要是美欧国家领导人和企业家的舞台，全球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远非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所能谈论的议题。中国开始站在人类高度看待世界，美国仅关注自身利益，感觉中美角色发生了互换。
中美之间贸易大战打不起来
《华夏时报》：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贸易战吗？
张宇燕：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现看看贸易战的定义。据法国学者范妮-库伦在《战争与和平经济理论》一书所述，贸易战和金融战共同组成了经济战，而经济战指的是由国家采取的旨在削弱他国实力、甚至不惜牺牲本国经济利益的非暴力政策。作为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同时作为一种既考虑经济又兼顾政治损益的博弈，经济战一方面表明了经济实力或经济脆弱性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预示了精确评价经济武器实施的有效性将十分困难。后者也是经济战研究长期以来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具体来说，贸易战又可细分为“积极的贸易战”和“消极的贸易战”，而提高关税只是贸易战17种形式的中的一种。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说过要对中国产品全面征收40%的关税。假如他真的兑现了竞选诺言，中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相反肯定要施以报复，并有可能扩大贸易战规模，黑名单或禁运等手段都会被使用。这恐怕就是人们担心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最后会升级为贸易战的主要原因。然而事情未来的演化路径不止这一种。我在前面说过，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目标不是要发动贸易战，而是要通过威胁或承诺发动贸易战来获得更有利于美国、更有利于部分群体或阶层利益的贸易投资条件。说他没有削弱中国实力的愿望显然是一种错误判断，但削弱中国的代价是牺牲本国经济利益，而且有可能代价高昂，发动贸易战恐怕就不是特朗普的本意，至少不全是他的初衷。
退一步讲，即使目标明确并且意志坚定，实现目标过程本身也不像他在竞选时想象的那么简单。前面我谈到过，美国国内掣肘特朗普的力量不少。我们知道，绝大多数贸易投资政策都是非中性的，而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尤其如此。政策非中性意味着有人欢喜有人愁。而那些因特朗普政策而受损的群体，势必透过在国会或通过上街游行等方式极力阻挠。在官僚体系内部，在庞大的美国政府部门，拥有既得利益的、不认可其政策主张的官员群体和专业人士，他们在长年工作中积累起丰富经验与专门知识，从而在他们和行政长官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凭借信息不对称，官僚群体便有机会否决或修改政府政策，至少是是让政策效果打折扣。
现实中有无数例子说明，尽管贸易战的综合结果难以评估，但经济上两败具伤确实显而易见。2009年奥巴马迫于国内压力和出于某种政治考虑，决定对进口的中国造轮胎征收35%的反倾销税。政策实施的效果应该讲还不错，提高关税后对中国轮胎的进口量迅速下降，从而美国轮胎产业中的1200人保住了工作。后来，据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分析，由于轮胎价格的上涨，美国消费者每年为购买轮胎多付出了1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为保住一个轮胎业工作岗位花费了90万美元。就还没算上中国报复造成的损失。实际情况是，作为报复，中国提高了美国家禽产品的关税，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家禽出口一下子减少了90%，共损失了10亿美元的出口。2016年3月美国又对中国冷轧钢征收266%的双反关税，其结果与轮胎案例的结果大同小异。据我推断，特朗普对此应了如指掌。
总之，关于中美经贸关系，我的基本判断是，中美全面贸易战打不起来。保险一点的说法是中美之间在未来4年内发生大规模贸易战的概率在5%以下。与此同时，在个别产品或个别产业上，完全可以肯定，美国一定会对中国施以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加收从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的关税，而且也一定会遭到中国的报复。这一局面对中美两国的决策者也提出了挑战：一方面，中美之间在贸易投资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与争端，而且未来4年会比前两任政府时期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双方又要共同努力把难以规避的分歧与争端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使其不至于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稳定大局。
《华夏时报》：谢谢张老师，后天就是中国春节了，你百忙中接受本报专访，如此深入透彻地分析特朗普执政时期可能采取的政策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问题，相信你的观点将有益于人们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形成更清晰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