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葭淇 北京报道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正在召开，个税改革、房价调控、医疗养老、环境治理……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议题，都是两会代表、政协委员和媒体公众热议的话题，其中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也成为大家关注的议题。全国人大代表、东营市委书记申长友在两会发言时表示，应避免资源型城市“油尽城衰”， 他建议加大力度推进东营等资源型城市转型。
目前，我国有262个资源型城市，包括126个地级行政区、62个县级市、58个县、16个市辖区。资源型城市如何破解转型难题，找到转型突破口和发力点，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两会前夕，在第二届北京大学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论坛暨北京大学首届资源型城市市长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深度解析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路径。
林毅夫围绕“为什么在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体或是城市，资源容易变成负担？现在主流的经济学对资源诅咒现象提出的思路是什么？新结构经济学如何在现有认识的基础上，把资源从负担变成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 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资源为何成为发展负担？
林毅夫首先就人口和资源型城市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人多是发展的不利条件，因为人太多了资源就相对少了，所以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也就是这个思路，导致我们推行了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规模。可是从实践经验来看，大部分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体经济发展高速，却并非如此。反而是人减少了，资源多，经济发展不起来。”
对于资源因何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林毅夫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是资源很容易与腐败联手。企业开发资源时为求利润最大化，以低价获取开发权，很可能贿赂官员， “在国内，大家都知道山西煤老板的故事，在发改委一个副市长家里藏有两亿多人民币。其实这种情形，在国际上也十分常见。像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等，一般由跨国公司开采，它跟国内私营企业一样，也常会与政府官员合谋，把资源开采价压得非常低，或者把开采权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私营企业。”而腐败是有社会增值代价的，它必然造成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社会政治的很多矛盾冲突，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当然不容易发展好。
“二是，资源的价格波动非常大。因为资源的供需弹性小，如果需求多，价格一年可以涨好几倍；但需求少的时候，资源的价格会一落千丈。那么不管腐败发不发生，当它价格高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多，政府花钱便会大手大脚；而价格低政府收入减少时，已经铺开各种摊子的政府，日子过不下去必然举债，且负债会越堆越高。”
“第三，资源是会枯竭的。资源枯竭了以后，这个城市、这个地区、这个国家怎么发展下去？要是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那整个经济就可能崩溃。”
“第四，现在主流学界研究的不太多，我个人比较关注。2007年，我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做马歇尔讲座时，提出了一个观点：一般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会有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就像我们过去的10年超英，15年赶美。然后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有一个大的冲动，想去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但这种产业其实是违反该国比较优势的。因此它即使建起来了，经营下去也是需要政府不断输血补贴的。”林毅夫分析，一般这种赶超产业的规模大小、持续时间长短，通常跟这个国家的资源丰富程度相关，资源越丰富，赶超产业规模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比如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它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持续了60年；而我国持续的时间就比较短，大概从50年代中期到1979年。这些产业的建立虽然不能说没有贡献，但它的经济效率是非常低的，对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改善作用是非常小的。”
新结构经济学的治理思路
目前，中国部分资源型城市已经步入靠资源发展难以为继的境地，这些此前靠自然资源发展得风生水起的城市，或是遭遇资源枯竭，或是靠自然资源发展难以持续。如何让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和城市，经济发展得好一些？林毅夫表示，除主流经济学讨论的政策创新外，目前的治理思路大概有三点。
针对资源容易发生腐败，林毅夫强调，应该加强透明性和监管，防止腐败的出现。“国际上有资源开采透明国际组织，包括像世界银行也在推动。资源国家很多的非洲，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专门倡导透明，监督政府，这是一个思路，减少腐败的可能性；对于资源价格波动大，林毅夫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当资源价格高收入多时，不能都用掉，只用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储蓄下来未雨绸缪，当资源价格低时，就可以用储蓄来支付福利及政府的公共支出；而应对资源枯竭，解决的办法还是储蓄，资源价格高时，把大部分收益储蓄起来，从地下财富变成地面财富，再变成金融财富，投资在国内、国际的股票债券市场，让这些资产有永续的收入，用永续的收入来应对资源枯竭时的支出。
林毅夫强调，应对资源枯竭，思路应该多样化。从资源产业转向非资源产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非资源产业有制造业、服务业等，它们的发展也要避免赶超，认为技术越先进、资本越密集就是越先进的产业，在这一点上，是新结构经济学做贡献的所在。”
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经济的发展一是技术在现有产业不断创新，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第二是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固然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但它也会遭遇天花板，那就必须把生产活动从附加价值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这个产业转型的过程从历史看，基本上都是从以资源为主的生产活动转向非资源为主的生产活动。林毅夫说，这种情况中外并无二致，“即使在西欧、北美这些发达国家，早期它的经济是什么？是农业。农业也是一个资源型产业，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其实低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必然是以资源为主的，农业或矿产资源，然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不断把生产活动包括劳动力转移到非资源型产业中，然后这个国家不断爬技术的台阶、资本的台阶，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第一个愿意采用新技术、进入新产业的企业家。而这个企业家的挺身前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他既要承担失败的后果，而一但他成功了，竞争也来了，他还要和其他企业家分享平均利润。对此，林毅夫建议，对于创新的企业家，有必要给他们提供激励补偿。“这在发达国家容易做，因为它的技术、产业在世界是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等于发明，发明可以给专利。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它进入的产业对这个国家来讲是新的，对世界来说却未必如此，没办法给专利，因此对企业家的激励补偿，必须由政府来做。”
林毅夫表示，他一直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但媒体对此却存在认知偏差，认为他只谈有为政府的作用，而把市场给忽视了，“其实我一直是强调，既要有有效的市场，又要有有为的政府”。
重视弯道超车的机会
那么如何把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诅咒变成利好条件呢？对此林毅夫强调，除了必须透明，防止腐败，应对资源价格波动之外，更必须在资源型经济中多样化地创造新的增长点，而政府应发挥因势利导作用，让它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更要重视弯道超车的机会。
“一个资源型城市或一个资源型国家，尤其是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或城市，第一点就是要找到一个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那怎样找到这样一个产业呢？”林毅夫提出了一个简单原则，“就是要去找对标。这个对标就是找一些国家或者城市，它过去二三十年发展非常好，人均GDP大概是1倍到3倍左右。因为一个经济体它能够二三十年发展非常好，那这个经济体的绝大多数产业一定符合比较优势的”。
对于弯道超车机会的把握，林毅夫解释，现在技术发展非常快，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发达后，一个新的业态就是它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主要以人力资本为主，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投入非常少。“举个例子，雷军开发小米手机，就拉了100多人，1年不到时间就设计出来了，资本投入非常少，主要靠人力资本。而这种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研发、技术研发时间短的产业，我们跟发达国家比没有多大差距。更何况我们还有个很大的国内市场，大市场国家的第一个批量市场是我们的优势。”他建议，全国的资源型城市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创造一个条件，靠吸引需要的人才，来实现弯道超车。
而在这个过程中，给创新型企业一定的激励补偿非常重要。比如说可以免税一段时间或一次性奖励等。这样做的话，资源型城市应该可以比非资源型城市发展得更好。它可以把资源诅咒变成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不断升级、不断转型、不断多样化，对创新者必须进行激励补偿，对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都需要资源。没有资源的地区、国家，它只能从自己生产的剩余中省出一部分来从事这些；而有资源的地区，资源经济学上叫做“猪”，就可以不劳而获。” 林毅夫强调，可用的资源越多，用来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的力度就越大，经济发展转型也可以更好更快。“实际上，固然有很多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失败的案例，但像美国，它是一个资源极端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也非常好。所以如果资源用得好，则资源型城市、地区、国家可以比非资源的城市、地区、国家发展更好”。（编辑 严葭淇 主编 商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