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飞 北京报道
“从全球经验比较起来看，大家注意过几个地方的经验。比如肯尼亚利用手机发展普惠金融，其中包括支付服务。中国，这方面的数字也非常令人鼓舞。”3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就“金融改革与发展”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表示，全球普遍共识认为，真正对社区和偏远地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数字技术，也就是利用网络，利用移动设备，像手机等。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全球若干国家也都有一些经验。
“存款、贷款、汇款、查询、保险等这些基本的金融服务都能够到达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在扶贫攻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出席上述新闻发布会的央行副行长易纲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金融安全，也就是说，把安全放在一个首要的位置。
一个细节是，周小川是佩戴苹果手表参加的此次发布会，而这款高科技手表不但具有手表功能，还具有移动支付的功能。有业内人士亲切的评论称，这位曾经被外界称作“人民币”先生原来也是个科技达人，如今是不是也可以称之为“移动支付”先生了？
周小川称，央行认为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对未来的支付业造成一些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进步，因为带来很多新的手段。人民银行高度鼓励，同时也和各种业界共同合作，把金融科技的发展搞上去。既要鼓励发展，同时也要防范风险，健康发展。其中不健康的行为要不断规范。
中国支付服务令人鼓舞
推广普惠金融扶贫攻坚
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召开，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把数字技术、普惠金融两个结合起来。周小川认为，普惠金融的内涵就是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他寄希望金融服务能够更多地惠及大众。
周小川认为，在整个经济复苏过程中，也不能仅看着块头大的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还要把更多的资源引导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面向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就应该更多向这个方向倾斜，金融服务里面也包括像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社区金融服务、各种支付手段等内容。
周小川介绍，全球普遍共识认为，真正对社区和偏远地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数字技术，也就是利用网络，利用移动设备，像手机等。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全球若干国家也都有一些经验。
“因此，央行和业界共同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周小川称，更主要的是业界，包括传统的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小型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基层服务。从政府和央行的角度来说，希望在这方面给传统金融行业一定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其往这个方向发展。
同时，周小川强调，除了已经存在的金融机构以外，还有要鼓励科技类企业向这个方向发展，同时也向这个领域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就会逐步改变贫穷偏远地区金融服务差、基层金融服务不足的现象。
从全球经验比较起来看，周小川列举了肯尼亚利用手机发展普惠金融的案例，其中包括支付服务。他认为，在中国，这方面的数字也非常令人鼓舞。
此外，他还介绍联合国也有一个普惠金融的组织，这个组织把普惠金融排了若干个指标，这些指标表明，中国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同新兴市场国家比较起来相当不错。
周小川认为，惠普金融的潜力仍很大，仍存在科技力量发挥不充分，很多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碍，要通过改革开放和学习全球各个地方好的经验，进一步推广普惠金融，也是把它作为我们做好党中央、国务院所抓的扶贫攻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专门提出的扶贫攻坚任务的一项主要内容。
谈及在激励机制方面，周小川称，除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其中还有一条就是，要在货币政策中有一些结构性信贷政策的倾斜，包括像扶贫再贷款等等，也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惠普金融要注意金融安全
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已建好
易纲强调，存款、贷款、汇款、查询、保险等这些基本的金融服务都能够到达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在扶贫攻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他提示要在这个过程中注意金融安全，也就是说，把安全放在一个首要的位置。
周小川以第三方支付为例，称有一部分支付机构的动机和心思并不是想用新的网络科技手段把支付搞好，而是眼睛盯着客户的备付金，觉得那个资金可以拿来赚利差，甚至有的打自己的主意，缺钱的时候从那里挪用一些，这就是动机不纯。
周小川告诫第三方支付公司，要真正把心思都扑在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安全和为客户服务上，而不是瞄着人家的资金，在那个资金上打主意。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随着行业的发展，这几年确实累积了一些问题和风险，主要有：第一，因为市场参与者众多，总体而言市场供给和需求有一些失衡，供大于求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行业也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
第二，由于各方面原因，包括机构内部内控薄弱、风险管理放松等原因，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够。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特别是关于支付的敏感信息被泄露，甚至一些信息公开在网上买卖。二是备付金被挪用的情况一度还比较严重，有些机构把客户的备付金拿来炒房、炒股票，甚至用于个人赌博，最后导致损失。往往一个机构出问题可能牵扯到多个地区，消费者的人数可能数以万计。
针对这些问题，范一飞介绍，近两年监管主要做了几件事：首先，对前期累积的风险进行化解和处置，尽量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为此央行和地方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
二是强化基础建设，把基本规矩建起来，这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因为整个非银行支付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新兴事物，一开始我们对它作一些观察，包容它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对客观规律认识清楚了，我们再来努力加以规范。这些年我们出台了网络支付办法，推行了账户分类制度，对支付机构也实行了分类评级。刚才记者提到对备付金实施集中存管，当然制度已经出台，第一次存管马上就要进行。
三是加强监管。又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市场上除了持证的机构以外，还有大量机构无证从事支付业务。到1月份为止，全国清理出239家无证也就是非法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进行了整顿、清理，部分已经移送给公安部门处理。另一方面，对持证的支付机构加强监管，对违规行为敢于“亮剑”，进行处罚。
尽管央行“压力”不断，但经过几方面的努力，支付产业不但没有停滞，还在快速发展，更为健康地发展。据范一飞介绍，从2013年到2016年，支付机构年处理业务量从371亿笔增加1855亿笔，金额从18万亿元增加到12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71%和90%。其中，网络支付业务增长更快一些，去年支付机构业务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02%和87.6%。
可以说，我国支付业务的产业规模、普惠程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都是比较好的。范一飞称，在参加国际会议上，甚至有外国监管同行向其请教，希望了解中国在支付产业发展和监管方面的做法。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范一飞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秉持五大监管理念，把支付行业的监管工作做好，涉及到具体工作下一步主要是做好执行工作。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