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上海自贸区在自贸试验区人才大厦举行了今年的首场大型招聘会，共有71家企业招兵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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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在美联储3月16日加息的负面影响尚未得到全面评估的背景下，2017年第一季度很快就将过去，但水晶球还在转——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L型走势的各种认知中，最乐观的预测莫过于“一竖结束，一横开始”。若由此来观察中央政府要在全国推进扩大自贸区建设试点的各种更积极行动，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外界很关注今年两会期间，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自贸区建设再次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及的重点，他说：“上海要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这显然是高层要求进一步扩大和提升自贸区试点的最迫切也最明确信号。之后，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已扩大到11个省市区，将会把普遍使用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自2013年以来，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被认为是中共中央从国内外发展大势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也被看做是近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现在要进一步扩大自贸区试点范围？请看官方在两会召开前几日发布的《上海浦东经济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将上海自贸区建设试点的改革效应归结在几个突出重点上：一是金融功能、贸易功能等功能建设步伐加快；二是新兴动力增长迅速，金融信息、互联网金融等异军突起，新兴金融成为重要增长点；三是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多项制度创新有突破性进展。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该蓝皮书同时提到，鉴于民营企业和创业企业等市场主体对政策的“获得感”并不强，因此需要突破思想局限，变“政策洼地”为“制度高地”，并进一步加强改革创新的各项系统集成。
习近平3月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对上海自贸区建设提出的最新要求是，“要努力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目标很清晰，自贸区这块试验田，要能够“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护”，并有好收成，而培育良种的经验也须推广开来。
可以看到，经过3年多时间，上海自贸试验区内新注册企业4万家，超过挂牌前20多年总和。而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则是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形成了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100多项自贸区制度创新成果，分领域、分层次在全国进行了复制推广。所谓“独上高楼”已变成“矩阵发展”，上海自贸区将要在更广大范围内取得综合改革试验的效应，那就是通过各种制度创新安排，帮助市场主体提高效率和积极抵御可能到来的风险。
自贸区的矩阵效应
怎么看自贸区综合改革试验的矩阵效应？
除了看排头兵上海，还须看广东。广东省自贸试验区在创新改革方面首创了容错机制、第三方评估机制，针对营商环境建设提出了首创性规范。
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在两会举行前几日报道说，省委书记胡春华、省长马兴瑞赴广州南沙调研检查广东自贸区建设情况，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把自贸区打造成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据报道胡春华还强调，要对标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创新，进一步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大力推进金融创新，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还要加强与港澳更高层次合作，加大力度引进港澳各层次人才和服务业企业，携手参与自贸区建设。
其次看天津。天津官方媒体同样是在两会召开前几日发布消息称，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片区“税务综合一窗”模式正式上线推行，“国地税联合”升级为“税务综合”，企业办税不用再自行区分国税、地税。该报道还说，“一字之差，却实现了质的飞跃，这种做法在全国自贸区属首例。”
天津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按照央行在2015年底发布的天津自贸试验区“金改30条”，实现了在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开放创新。据认为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其核心内容的21条54项具体措施，落实和部分落实的已近70%。
然后再看福建。福建厦门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联合厦门市建设局、市金融办及厦门保监局也在今年两会前几日发布《建设工程保险制度试点暂行办法》（简称《办法》）。《办法》提出，以保险为敲门砖，在全国率先运用保险机制对工程管理制度进行全面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充分运用保险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降低建筑业企业的资金成本。福州自贸试验区累计推出9批110项创新举措，位居全省3个自贸片区首位，其中全国首创31项。
国税总局的数据显示，去年，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试验区共实现税收收入4090.55亿元，远远高于全国同口径税收增速。
其中上海自贸区金融业税收占区内税收比重达43.3%，广东自贸区涵盖企业管理、法律、咨询、知识产权等内容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发展较为活跃，行业税收占区内税收比重达23.6%。四大自贸区服务业税收占比近九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1.4个百分点。一面是全国制造业税收增长乏力，一面是自贸区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包括汽车制造，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三大行业税收同比增长44%、42.8%和15%，分别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4、48和15.5个百分点。四大自贸区制造业税收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3.1个百分点。自贸区内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互联网+”核心行业的税收同比增长65.8%、53.5%，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或于今年全国两会后择日挂牌的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分别在浙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辽宁和重庆，其中重庆将在先期获批为第三个中新国家间合作项目的基础上，迎来对接“一带一路”的新机遇。重庆的两江新区有四大特征，作为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国家自主创新核心区、中新项目核心区，再叠加自贸区核心区。这显示中央政府正积极促进内陆加快开放，意义重大。
内陆自贸区建设并无可直接借鉴的经验，可能会被允许走自主创新之路，允许先行先试，大胆改革，不断补齐短板。今年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就建议，内陆自贸区应以香港自由贸易作为对标目标，有选择性借用其开放自由的制度、体系、模式、方式、政策。但重庆更需要借鉴沿海四大自贸区发展经验，只有在实施模仿创新的基础上，立足重庆特点进行自主创新，推动对外开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大胆尝试和突破，才能形成可推广的经验。
全国人大代表、两江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汤宗伟在两会上提出的相关建议颇为引人瞩目：重庆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Y字形大通道的联结点上，两江新区处于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再加上江北机场，果园港、保税港、铁路港、空港、信息港五港交汇，这为重庆自贸区全方位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口岸高地和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的逻辑上，两江新区与重庆自贸区可谓一脉相承，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放，两江新区成为中央政府应对全球金融风险，推动内陆开放市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如今自贸区探索更加开放的适于内陆市场的一系列改革和制度设计，改革的逻辑和精神一致。”
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张家口市文联原副主席钱宗飞在两会上提出的相关建言也引发舆论关注：在张家口建立中蒙俄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一带一路”中国示范点。钱宗飞认为，建立中蒙俄自贸试验区是大力发展国际冰雪装备产业示范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举措；符合2022年冬奥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是高标准承办冬奥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补齐张家口经济发展的“短板”，为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助一臂之力；是打通欧亚经济带的重要战略，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具体举措。
上述情形不能不给人一个深刻印象，即从中央到地方，上下共识已经形成：通过更广大范围内自贸区建设，取得中国综合改革试验更丰富的矩阵效应。
内生红利的受益逻辑
自贸试验区多项制度改革相辅相成，叠加效应显现，的确形成巨大引领力、辐射力，而市场非常看重的，则是自贸区建设的投资受益逻辑。
上海自贸区主题中的上港集团，第二批自贸区的平潭发展等一大批概念股优异的市场表现，反映出自贸区建设对地方经济及相关上市公司业绩的带动。也正因此，市场一直紧盯第三批自贸区的挂牌时间，相信挂牌之日，便是相关概念股持续升温之时。
目前市场人士普遍看好商贸、交运以及房地产这三大领域投资机会。有数据显示，在第三批新设立的7个自贸试验区相关上市公司中，共有65家商贸、交运或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相关概念股2月份以来的整体表现平平，但有利好预期的第三批自贸区主题将使它们更具投资潜力，届时红利将密集释放。而中国“1+3+7”自贸试验区发展新格局，将对内对外展示中央政府持续主动扩大开放改革之举的自信和力量。
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和国内发展新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于新设自贸区的具体区域范围，可从七省市已经发布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一见端倪：湖北省将促进武汉、襄阳、宜昌三个片区彰显特色、差异发展，确保国家评估达标。湖北还将加快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武汉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建设。重庆表示要推动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推进万州保税物流中心建设，争取设立江津、涪陵综合保税区和一批保税物流中心。陕西将加快建设空港综合保税区，争取设立宝鸡综合保税区，组建西北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四川准备加快建设青白江铁路口岸和川南临港产业园区，引导口岸服务、高端制造等产业向自贸区聚集，鼓励企业在自贸区建立营运中心。浙江打算加快建设义甬舟开放大通道，推进宁波梅山新区、义乌国际贸易改革试验区规划建设，推进中国（杭州、宁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打造“网上丝绸之路”。河南的计划是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口岸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申建功能性口岸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辽宁的沈阳、大连、营口将要加大力度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比如加快建设大连金普新区、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促进大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推进丹东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等。
据悉，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上海最近申报了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方案，重庆也提出了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都在等待国务院批复。河南、陕西等地的自贸试验区配套改革文件也在密集酝酿出台，只待中央批准令下。可以预料，相关主题投资，贸易、港口、航运物流、地产、金融等板块将在上述方案经中央政府批准后引发新一波自贸区行情。
具高层背景的人士最近表示，各呈特色、各所侧重的试点格局构建所取得的经验，将被及时总结评估，并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条件成熟者甚至可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今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打下良好的基础。学界人士认为，这可能就是入世红利之后所谓的内生红利。
国际高标准自贸区概念
值此全球经济下行，黑天鹅事件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挑战之际，中国高层领导人强调的是坚持全球化、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与世界各国共赢的战略方向，强调构建“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的全球战略布局，而迅速扩大自贸区综合改革试验范围，也因此必然成为国家战略实施中最重要的前沿安排，也必然具有非常艰巨的责任担当。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就曾强调，自贸试验区建设要深化完善基本体系，突破瓶颈、疏通堵点、激活全盘，聚焦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率先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加快形成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就此来看自贸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对有些问题必须加以清醒认识。
今年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目前几大自贸区内各类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数量多、规模小、重复率高，未真正完成向外向型、开放型的角色转换，交易商家几乎百分之一百为国内企业或国内驻境外企业之间的交易。境外外国企业由于受制于结算和结汇的金融监管现状，少有参与或难以参与交易；受制于对转口贸易尤其是平台上转口贸易的监管经验缺乏，当下监管措施大多异化为对转口贸易的限制，导致平台全球利用率缺失，无法精确获得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的信息数据；综合性的交易平台缺位，导致改革难以聚焦，政策难以精准到位，资源难以有效配置，监管手段难以顶层设计和实时监控。同时也无法通过统一的后台大数据精准分析，有效掌控全球交易的一手信息，无法为中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增话语权和定价权服务；大宗商品交易期现联动受限于期现分制的现行制度设计，无法服务于国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战略任务。因此，应直接推动自贸区范围内面向境内关外的外向型国际化的跨境交易、外汇管理、跨境结算、转口结算、期货交易、信息安全等“深水区”的体制和机制联动改革。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呼吁关注自贸区改革的制度配套性和协调性，认为应抓紧制定《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自贸试验区建设还存在着一些瓶颈有待突破，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制度配套性和协调性问题，“有的领域的改革呈现‘碎片化’，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度不够”。他表示，目前在自贸区进行的改革多由各部门根据分管领域实际情况推进，这样的做法可以迅速在部分领域推行力度较大的制度创新。但是，上海自贸区已经走过了三年。目前更需要在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协调性上下功夫，以免影响改革的系统实施。
也许是针对各种质疑的回应，上海市市长应勇已经表示，2020年把上海自贸区建成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应勇在3月5日出席全国两会的上海代表团全团会议上说，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要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自由贸易园区，查找短板弱项，继续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加大压力测试，有效防控风险，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彰显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试验田作用。到2020年，把上海自贸区建设成为投资贸易自由、规则开放透明、监管公平高效、营商环境便利的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
“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这是一个新的非常值得追踪关注的经济概念，或许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