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问世4年，不仅成为了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合作的重大热点。根据商务部资料，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53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同比增长36%，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同比增长9.7%，占同期总额的47.7%。
与此同时，文化产业也日益体现为中国综合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在近期文化部发布的“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特别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以推进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战略目标”。二者相结合，便迸发出巨大活力，成为既具有重大国家战略意义又具备实践价值的重要抓手。即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努力依托国际视野，大力推动文化产业与新型城市建设的有效结合。正如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主任范周教授所言，“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文化共鸣；经济上互利是短暂的，文化认同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包含着交流、多样性和跨文化对话的多重信息，也关乎着繁荣与发展。
多位学者表示，当前需要进一步凝聚各方智慧与助力，顺应历史大势，努力促进“一带一路”与文化产业的有效结合，从而为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路做出贡献。
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是各国的交响曲。“一带一路”所要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制度、人民的品质、性格、禀赋等，都缺乏真正的了解；传统形象可能不适应当下“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互利共赢的精神内涵；中国人精神气质的象征是梅花与牡丹，即坚韧不拔、开放包融；这种精神气质应当被别人认识和认同，才便于合作”。
姚余栋预计，到2035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的“一带一路”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硬实力是非常强的。更何况全球主要央行即将缩表，所以它不能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将来主要靠人民币来补充流动性。往哪儿补？可能优先是“一带一路”，这是必然的需求。做好需要软实力、硬实力兼备，运作一个“一带一路”梅花与牡丹创意产业与城市论坛，希望这样一个论坛通过机制化的运行，能够使“一带一路”成为中国首倡的、全球各国参与的交响曲，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手，也是一个壮丽的篇章。
梅花与牡丹文化创意基金会理事长、乐视金融CEO王永利说，“一带一路”的提出正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原来一轮全球化开始收缩，出现了所谓逆全球化的担忧。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具有重新探索新型全球化模式或者路径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没有自己的一个全球化战略理论是不行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带一路”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金融项目，它是一个事关全球发展的大战略。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也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短期肯定是讲利益交换，长期则应追寻一种价值观的认同与融合。所谓全球利益共同体，就是有一些可以共同认可的东西。如果“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能够注意这一点，应该能够避免很多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冲突。因此，我们要尽最大可能寻找不同文化中的共同点。
“一带一路”是全方位的发展，其中文化是离不开的。我们看到历史上所有交通、商业的发展一定会带动沿线整个文明的进步；一旦交通商业衰落，很快可能跟着一系列的东西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即使经济金融没那么大的影响力，可能在文化领域依然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个方面文化要先行。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仅是优势产能的合作，当然还有文化产业的贸易和相互投资。我们一方面是有一个继承，另一方面要把我们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也欢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中国来，变成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文化潮流。传承和传播都非常重要，可能影响千年。
管清友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我们可能要高度重视文化文明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中华文明一直是主张和合文化，君子和而不同，科学求同，文化求异，我觉得非常好。中华文明是能接纳、包容世界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的。
管清友还表示，要讲好中国故事，叙事要宏大。同时落地还要微观。文化的品牌和城市的名片是一致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很多城市，有很多重要和知名的城市。中国国内参与“一带一路”的地区也涉及很多城市。这种城市名片和文化品牌的塑造如何结合，如何打造出本地区有特色的名片，如何打造出有特色的文化产品？“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差异是非常大的，每个城市的情况都非常不一样，怎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用我们的创意把城市名片和本地优势资源结合起来，打造出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名片、文化产品？这还需要深度挖掘。我们要思考在“一带一路”中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的城市，把自己的名片提炼出来，同时又能够相互包容。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认为，我们现在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考虑更多的是一些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一些比较宏大的叙事，一些按照既定的思考逐步推进的过程。现在适应这个时代特殊的背景，可能更多的要从一些比较小的东西着手，小的文化产品，一些“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百姓都喜欢的东西，这可能是未来考虑的着眼点，这个工程是国家战略的东西，但是真正能深入推进的可能是一些小的东西。
杨涛说，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要着眼于民间。着眼于民间来推动，更需要多换位思考，看一下别人究竟需求的是什么，而不是单方面从供给来推动。这可能就需要我们对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下的文化和市场需求，给予更精准的一些思考。梅花与牡丹是我们所希望做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核心抓手。这时候就遇到过去中国传统文化对梅花与牡丹的解读，就能产生人类共鸣的东西，特别是能在共识层面进行更加深入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黄斌表示，文化产业是文化交流最核心的形式，最有效的形式。中国走了一条后发的根本不一样的路，而且正好赶上互联网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在这样一个逻辑下，要把“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做好，建议采取从易到难、普惠各国的做法。第一是提炼共性的文化需求，第二是发挥每个人的创意，第三是企业间的紧密合作，第四是社群化的政策协同。
“从产业规律的角度看，文化背后的流行文化产品有很多共性的规律，比如全世界卖的很好的电视剧，都有剧情跌宕起伏的特点。全世界人民是有共同需求的，这些是隐藏在表面文化产品之下的规律。”黄斌说。
黄斌呼吁，用社群化的政策来做这个事情，文化政策是每个政府最关心的一个政策，借助互联网社群的逻辑社群化政策，我们跟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群谈不一样的合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