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曼
这几天，朋友圈都在转发台湾美女作家林奕含之死及对各种校园“性侵”、性暴力的谴责，我们除了对林奕含青春生命及才华的惋惜外，其实能感同身受的地方确实有限，这正是语言、修辞在文学媒介中所存在的位移与游离性问题，而新闻呈现出来的事实会更偏离、甚至走到反面，这就是林奕含之死及她对写作的整个幻灭所揭示的镜像，我们究竟离真相有多远？
在写文章前，我反复地看了几遍林奕含身前的采访视频，娟秀、纤弱、敏感，她对文学的思考很深，远远不是个人的遭际所能涵盖，而是由个人扩展自语言、文学及对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追问，包括对“文以载道”这种具体的问题而推及文学的欲望动力。个人遭遇与多重的痛苦与幻灭无疑把她抛入了更虚空的黑暗，而她的自杀却引来了对具体的“凶手”的抓捕、审问，所有媒体指向的也是具体的“性侵”行为，如果从行为本身去定罪无疑是容易的，但也是粗暴的，林奕含想揭示的是一个更大的思想体系问题，由语言、修辞建构的文学话语权力或者现代文明本身，它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与迷惑性，而这又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法言说的部分，经由艺术去揭示却滑向了语言的帮凶，所以林奕含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应该写诗，借用到她书中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似的强暴......在书写的时候，我很确定，这件事不要说在台湾、在全世界，现在、此刻，也正在发生。”
罪性是一种普遍性存在，它是人性的部分，罪行存在于有罪性的意识中，这是人类犯罪的根源，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罪恶，如果认识不到人的“罪性”就理解不了人为何要犯罪？如同林奕含所叩问的，一个从《诗经》走出的温润男子，他怎么能“言不由衷”呢？难道中国文化的本质就是“食色性也”？
剥开文学的洋葱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林奕含的自传体小说，林奕含称这是屈辱与痛苦的书写，就在于她通过个人遭际试图揭示一种“被文明捕获”的一种精神现象，但更多人读到的是“一个性侵、诱奸的强暴故事。”但对于林奕含来说，一个简单的诱奸故事不会有文学上的张力，她想探讨的是一个受害者为何会爱上施害者？
有心理学者解读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极端的环境中，受害者爱上施害者很容易理解，随后产生一种依赖，显然林奕含写的是一种自由的“捕获”，不然不会冠之“初恋乐园”，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暴力”，包含着爱与难以辨识的谎言，也往往成为现实层面难以定刑的模糊地带，让当事人无法言说，而陷入对自我否定的长期折磨中，所以很多性侵不是单纯的欲望宣泄而是权力与思想控制行为，让当事人产生弃绝与羞辱感。
林奕含在视频采访中说她的小说就像是契诃夫的《套中人》，首先剥开洋葱的外层，进入套子里面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李国华，他是胡兰成的“缩小版”、也可以说是赝品，是很多学中文、教授中文，温雅、诗词风流男子的“代表”，胡兰成的思想并否是没有裂缝，但他能通过语言、修辞来修补它的裂缝，即我们所说的“巧言令色”，他可以在热恋张爱玲的同时，爱上其他女子，还强奸小周，然后为自己诡辩、进行道德修补。林奕含说她是张迷，由张爱玲推及到胡兰成，他在《今生今世》中写《民国女子》一文，不能不感叹他对美的慧眼，因为懂得，所以爱怜，这也是林奕含对李国华迷恋的部分，李国华对房思琪说“我是曹衣出水，你就是吴衣当风”，“你的错误就是你太美丽”，这些话很美，也不可谓不真，所以她推及李国华对房思琪的情感中也包含着爱，但他爱的是传统诗歌中的审美在女生青春身体上的投影，而不是爱具体的个人。
林奕含的写作无疑是在一层层剥开她的伤口，不仅不能用文学救赎，发现文学甚至是在为事件的发生寻找合理性的借口，这其实是现代小说的困境：让欲望合法化。林奕含劈开胡兰成思想的裂缝，也就劈开了李国华的“传统文化”包裹的虚伪外衣，她所爱恋的部分的坍塌恰恰是对她自我判断力的否定，原来她甚至是“共犯”，这是它不能正视的自身的“黑暗”，如果说爱曾减轻过她对性的罪恶感，而一旦获悉爱不过是借口，其实质是一种权力、思想控制，那么房思琪的结局就是走向疯狂，而对林奕含来说，却不仅是个人的幻灭，她还指向了文学本身的幻灭。
是文学毒杀了她？
如果抛开林奕含的个人遭遇，单纯谈文学杀死了她有些牵强，但结合她的经历，无法言说、无法被理解的孤独以及通过剥洋葱来追问文学的作用，其指向就不难理解。对于很多学中文、或者喜欢传统诗歌的人来说，都有着对于文字之美本身的喜爱，这也是中国诗歌特有的审美，“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最高思想境界，而现实层面的粗粝、制度的不完善，却可以让读书人逃逸到“诗歌美学中”，所以林奕含追问文学可以有“巧言令色”的成分吗？在古典诗歌“诗以言志”的传统中，言为心声，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女人的浪漫爱情都是从语言中来获得确认，这就给爱情的欺骗性留下空间，而对于“美就是真”的青春期少女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而即使对于成年女子来说，“语言”的欺骗性也很具迷惑性，现代文学更会从形式、修辞来强化“巧言令色”的成分，所以林奕含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可以是巧言令色吗？
在写作过程中，她就是通过环境、氛围的营造，已经让读者区分不清强奸的暴力成分，而是一种痛苦中的快乐情感，那么，文学揭示现实的痛苦能力又有多少呢？不然我们为何会在《洛丽塔》中看到幼女在诱奸中的“爱情”成分？而高超的写作技巧恰恰是让不伦的思想、个人邪恶的欲望合理化。
丧失了评断标准，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心中的尺度去评断，所以胡兰成、余秋雨等既可以是情圣也可以是个人情感的施害者，而公众恰恰会选择忽视个人痛苦去赞扬一种抽象的美，所以林奕含说你们看到的房思琪的痛苦不可谓不真实，但又能感受到多深呢？这其实是林奕含追问的艺术何为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促使她写作的欲望动力岂不是不是在摆脱黑暗，而是成为黑暗的一部分？
这其实是中国艺术关于“真善美”的悖论问题，由于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很多人认为艺术可以揭示出“真善美”，使灵魂升华甚至当作一种信仰，但艺术创作可以到达真揭示真相、也可能远离真相，但真却到达不了善，所以说它难以净化灵魂。而真善美的统一只能在整全的世界观中寻找，我们只能透过一位道成肉身、用行动来彰显爱的上帝才能获悉爱的本质，不然，其他的一切都是替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