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在6月6日举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晓江表示，大城市病最基本的根源是资源配置上的行政化模式，越是高等级的政府聚集了越多的资源。
他说，本身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是正面的东西，所以，大城市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同时，大城市又是社会最开放包容的场所，所以，也成为了吸引人才聚集的空间。这些正面的原因下面，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下，行政层级化的资源配置、GDP导向、财政税收制度、长期形成的土地财政依赖，是我国大城市过度聚集资源和机会的最主要的制度上的原因。
据介绍，中国的行政层级化配置资源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上，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巨大，这样一种配置方式，错位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实际上是不断向大城市倾斜的。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当中，李晓江进一步分析，比较2005年-2013年各个层级的发展效率，超大城市已经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同时县级单元边际效应也在递减，中心城市反而效率和效益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超大城市的发展确实出现了阶段性门槛。
“中国的资源配置导致两个最重要的流动性都只保留在了特大城市中，一个是资本流动性，一个是社会流动性。”李晓江说。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都没法适应规模和速度的增长。李晓江举例说明，所有的大城市都会遭遇到不同的发展瓶颈，都需要经过不同阶段，不同时间长度的多次调整来不断地优化。
至于解决办法，李晓江认为，第一是疏解，疏解核心城市的功能，包括规划管控、行政管控、经济调控。其次是优化区域布局。
“中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在政策、资源空间配置和区域层级配置上要更加均衡，来有效治理大城市病。”李晓江称。
李晓江说：“当前京津冀协调发展，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为大城市和密集地区发展探索出一条健康的道路。从市场价格机制、经济手段和政府行政等对大城市进行调控是全球大城市的共同经验。”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会”由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承办。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