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11年就开始减少了，2022年开始每年将减少1000万左右。这将导致中国劳动力增速、技术进步率、资本增长率的下降，从而压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6月25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主委苏剑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沙龙上表示。
当天下午两点，由商务部研究院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互联网金融研究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双创办公室、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联合会北京中经会信息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联合主办的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沙龙第四期在北京大学一八九八咖啡馆大学堂成功举办。
此次活动由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联合会秘书长张晓东担任主持人，据介绍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沙龙是关注国家经济形势、产业政策、社会热点等为企业服务的月度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三期，第四期邀请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主委苏剑为大家带来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讲座。
苏剑开门见山，指出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没有人能够完全正确地理解中国经济”。接下来，他从发达经济的“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前景、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四个方面做了阐述。
“新常态”是描述发达经济的最新代名词。苏剑认为，发达经济“新常态”的根源是由于科技进步率下滑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长期化和常态化。
对于世界发达经济的前景，苏剑指出：科技革命是最终也是唯一能够挽救世界经济的因素，但现在还看不到科技革命的曙光，所以，至少今后10年内，发达经济都将在这种“新常态”中运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货币扩张，但实体经济中没有机会，货币只能进入虚拟经济，因此世界经济将出现一波波的金融、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已经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苏剑认为，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理解 。
首先，就供给方因素而言，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主要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新常态。
苏剑指出，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11年就开始减少了，2022年开始每年将减少1000万左右。这将导致中国劳动力增速、技术进步率、资本增长率的下降，从而压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技术进步、自然资源、环境成本等等都将大幅度上升。这将从供给一边抑制经济。
其次，在需求一边，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投资收益率下降，中国经济中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以后投资需求将不会像以前那样旺盛。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将长期低迷，所以未来的出口形势将不乐观，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在消费方面，中国的人均GDP目前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如果假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能够赶上美国，那意味着中国经济还有翻两番的空间，也就是可以以7%的速度增长20年。因此，中国消费增长的空间是很大的。另外，从中美两国消费者生活水平的差距就能看出来中国老百姓消费升级的方向，主要是高端服务业，包括医疗、健康、教育、文化娱乐、旅游、法律、研发、金融、保险等。
“从中长期看，中国将面临供给紧缩、需求扩张的局面。需求方面中国消费中长期扩张的潜力很大，但供给方面，由于劳动力减少、老龄化等因素，供给将面临成本快速上升的局面。”苏剑称。
如何应对上述情况？苏剑表示，面对供给紧缩、需求扩张的局面，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应该是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因此应该采取供给、需求双扩张的正常组合，但都需要靠改革来实现，供给方面更是需要具有结构性特征，即抑制低端产业，促进高端产业。
苏剑认为，供给侧改革应着眼于，需求升级要求产业升级。
在他看来，中国消费升级的方向是高端服务业。但高端服务业有两个特点：首先，高端服务业跟普通服务业一样，产品质量没有客观判断标准，全靠人的主观判断，因此就很容易出现产品质量纠纷，因此需要一个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另外，许多高端服务业还涉及知识产品，二知识产品很容易被盗版，因此就很容易出现知识产权纠纷，因此也需要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比如医疗行业，在中国由于缺乏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出现了“医闹”现象，医生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这就不利于医疗行业的发展。
苏剑提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硬约束，就是需要给高端服务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软的基础实施。这包括三个方面：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改革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不可绕过的唯一出路；“四个全面”抓住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要害。2、文化体系的改革。3、道德体系的重建。
至于需求侧改革，苏剑认为，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优质供给和优质需求的同步增长。苏剑提出用需求侧改革为中国经济提供优质需求。
苏剑从四个方向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1、扩大消费的改革；2、市场创新与“一带一路”战略；3、绿色发展：大规模国土绿化；4、产权制度改革：刺激投资。
在扩大消费的改革的改革方面，他指出了三个方向：（1）人口政策调整 （鼓励生育：人口越多，消费需求越大）；（2）提高全国的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均等化社保体制的普及和完善）；（3）提供新产品和优质消费品的供给。
对于市场创新与一带一路战略。他认为，我国受到产能过剩和需求萎缩的双重挤压，许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针对于需求萎缩，我们需要为中国产品找到新的市场，这就突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性。
对于产权制度改革，苏剑指出，我国应该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从而刺激投资。最后一项，“绿色发展”也是当今环境危机迫在眉睫的发展方向，需考虑到生态承载力、资源承载力，例如全国性雾霾的例子，深刻地警醒我们绿色发展的必要性。同时，还可以借助绿色发展给中国经济提供优质需求。比如大规模国土绿化。
苏剑指出，我国有260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那么治理沙漠，可以同时提供优质需求并提高潜在增长率。即使治理每平方米沙漠花10元人民币，全部治理好也需要26万亿元，是目前的年GDP的40%，足以替代以前的房地产投资。而治理沙漠是一件对国家、和老百姓都好的事情。
“如果沙漠治理好了，相当于增加了260万平方公里的可用国土，这就是39亿亩土地；我们现在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马上就不需要了；城镇化所需要的土地就有了充分的供应。每年治理好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相当于可用土地资源每年增长1.4%左右，可以弥补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对潜在增长率的抑制作用”对此，苏剑还举出了以色列的沙漠农业的例子。同时，治理沙漠还可以发展农业、能源行业、旅游业等产业。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