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
我们最终要慢慢学会双向看这个问题的，在中美经济关系之间，尤其是在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上，尽管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央行，其地位和影响力是无人质疑的，而往往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甚至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样，货币政策是被动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体量越来越大，这种单向的影响，正慢慢过渡到双向的互动，而这一点在以前是非常不明显的。
就在不久前，我们思考货币松紧的问题时，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全球都在紧缩，首先是美联储继续加息，而且还提出来缩表的路线图，然后是欧洲和加拿大表现得更加鹰派，最后还有国内，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监管背景下的去杠杆，钱不紧都不行。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担心很自然，如果美联储在下半年如约继续加息并且缩表怎么办？中国经济虽然上半年表现强劲，但是依然处在不稳定的恢复状态中，仍然在寻找发展的新动能，如果美国钱紧欧洲也紧缩，势必造成中国货币政策的被动，我们的货币还能更紧吗？要知道，尽管加强监管去杠杆，但是央行制定的基准利率却是一点都没有动过的。
然而很快，我们发现，事情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发展的。首先是美联储松口了，耶伦突然变得鸽味十足，“美国进口价格温和上涨，我们正在非常密切关注通胀，现在称潜在通胀趋势低于2%是不成熟的。通胀面临的风险是双向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循序渐进的加息是谨慎之举。美联储计划以缓慢、渐进方式缩表，美联储不希望缩表扰乱市场。”
为什么耶伦一改此前的偏鹰派思路？还是美国的各种经济数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好？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分析报道就是，“不能忽视美国通胀偏低”，“美国6月份CPI报告，标志着美国通胀连续第4个月在偏低的方向上出人意料。起初，美联储对通胀偏低不予理会，认为其具有特殊性和暂时性，但如今，这种局面持续得太久，已无法被忽视。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很快得到逆转，那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有必要对通胀在未来两年内无法重返目标水平的可能性给予更大权重。”
而在另一篇Trilogy Global Advisors首席投资官威廉·斯特林为《金融时报》撰写的稿件中，甚至直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信贷紧缩给全球带来通缩寒意”，斯特林认为，作为名义GDP接近12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打一个喷嚏，世界就会患感冒——对大宗商品价格和美国利率造成更大的下行压力。因此，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方面，中国信贷政策也许已跟美联储或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几乎同等重要。
这和我几天之前的专栏文章《无论谁是美联储主席？加息也得看中国经济增长》所提出的观点一致，“所有的鹰或者鸽都不是想鹰就鹰、想鸽就鸽的，他们都会遇到很大的约束条件，而这个条件表面上看起来是美国自己的经济数据，包括就业数据、通胀数据、经济增长数据，但是从更深层次上来讲，任谁当美联储主席，约束他的言论和行动的，其实还有中国的经济数据。对中国经济越看好，美联储主席越鹰派，对中国经济越担心，美联储主席越鸽派，如果存在的不确定性太大，那无论谁当上下一任美联储主席，都可能只是一个骑墙派。”
利率到底由谁来决定？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是中国央行？其实除了央行，还有更多的是约束央行决策的基本面因素。光大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最近就撰文详尽分析了到底利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在徐高看来，“全球的储蓄过剩压低了全球资本回报率，让不少国家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只能依靠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些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不能消除储蓄过剩这一经济结构的失衡，因而无法让全球经济走出后危机时代的低利率环境。”
而“全球经济要根本性地走出低利率，需要中国经济成功实现消费转型，把更多收入转化成为消费而非储蓄，从而消除全球经济的过剩储蓄”。很显然，这样的目标实现起来道阻且长，而且决不是由哪一家央行单独能够完成得了的任务。结论是什么呢？钱紧是短期的，长期并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