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曼
期待已久的诺兰二战影片《敦刻尔克》于9月初登陆中国内地影院，其票房和口碑却没有像在北美那般喜人，截至发稿前，该片全球票房已经突破4亿美元，诺兰被认为是神一样的存在。《敦刻尔克》在国内上映5天来票房虽过2亿元，但预计后期的上座率不会很高，国内的评论也出现了微妙分化，甚至出现了网友因历史上英军在缅甸的撤退而抵制现象，这里不仅有对线性电影叙述模式的陌生感，也有对战争与历史史实认知上的偏差。
诺兰之所以成为诺兰
很多人无疑是带着观看战争史诗大片的心理进入影院，以为它讲述的是传统“英雄拯救”的故事，却发现这是一部概念性电影。这恰恰就是诺兰的方式，许知远日前在他的《十三邀》中对话了诺兰，试图揭示诺兰如何成为诺兰？这位不同于好莱坞导演的英国导演，他在近年来的“未来热”中大玩时间、空间、哲学概念，被称为烧脑导演，但他的哲学不是尼采式的，也不是福柯式的，而是诺兰式的，这就引起了媒体解读的热情。
诺兰日常生活中不用手机、电邮，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科幻与软科幻影片的著名导演，就像乔布斯也不让自己的孩子玩iPad，在于他们都有对抗时间流逝的紧迫感，且怀揣着使命，不论是用电影艺术介入生活，还是用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并不是终极目标，而人才是终极理想，但在离开整全世界观的后现代碎片化艺术中思考“人的终极意义”总是荒芜的，就像《等待戈多》，他们终其一生都在等待通往未来的路，却最终也没有答案；《敦刻尔克》的回家看似确定的，但路却被堵死了，只有茫茫大海，40万远征军被搁置在一个狭小的黑暗通道里，生存还是死亡？再次回到哈姆雷特的两难问题中。对于“敦刻尔克”，诺兰也把它处理成了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成败”的战争问题，敦刻尔克被缩小成个人的抉择，每个人的命运就是封闭的海滩与茫茫的大海 ，外界的喧嚣、轰炸、耳鸣，完全变成了环境，具体的人被虚化，这是典型先锋戏剧的模式，但对于一次大战的大规模撤退，却制造出惊人的压抑、绝望效果。影片由远及近，跌宕起伏，仿佛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抉择。回家的物理距离近了，心理距离却远了，走上了“逃亡”之路。
这就是诺兰把先锋元素带到商业电影中一点也不突兀的原因。敦刻尔克作为二战历史的转折点，此前也有不少讲述“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电影，2007年《赎罪》有关“敦刻尔克大撤退”长镜头营造出的“末世之感”让很多人过目不忘。但这些电影多从正面去展现战争的残酷，从而让人不要忘记历史。
对于没有二战经历、或者大部分已经忘记这段历史、已经受后现代解构主义文化影响的人来说，要让他们记住《敦刻尔克》，诺兰就要改变讲故事的策略，甚至让战争虚拟化，转化成“灾难”、“海啸”，甚至是属灵上的争战，敌人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思想、精神、法西斯观念。从而让“回家”成为主角，40万人变成实现这一目标、与时间赛跑的工具，这也是影片最大的悬疑。
不由让人想起了《圣经》以色列人过红海，后有法老的追兵，前面是茫茫大海，眼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吞噬人性命的大海，摩西向大海举杖，海却为以色列人露出陆地，在敦刻尔克，茫茫大海却飘来了无数船只，这些被组织起来的民用船与突然降下的浓雾无疑改变了战争的进程，让一切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就让生存变成了策略，而不仅仅是目的，这或许是影片呈现历史的现代角度，而打破了主旋律电影的套路，但又不会让人觉得在“消解历史”，这又是不同于纯粹文艺片的地方。为了更好地呼应“救人”，诺兰有意打破了故事结构，由三组人物在海陆空不同的时空中推进，由情绪推动剧情发展，营造出观影的心灵震撼。
生存下来的意义
习惯了看“战争胜利”大片的很多观众不解，为何“敦刻尔克大撤退”不是英军的军事失败？有人甚至找出资料说“敦刻尔克大撤退”并不是战争转移，从军事上来说就是失败，那么其撤退也就是溃败。
对于处于封闭海滩、信息不对称的士兵来说，他们当时撤退或许会认为是失败、或者耻辱，于是才有士兵在车站与一位盲人老头的对话，士兵说我们只是逃了出来，但盲人长者却说“这就够了”。
如果我们从二战及战后世界秩序的走向来看，“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在为盟军保存实力，实现了战争的大转移。其“活着”就有了改写历史的机会。
所以对于碎片化的现代艺术来说，必须要具备整全的思维才能看明白，不然就会得出偏狭的结论。
1940年，希特勒发动闪电战和机械化作战，大半个欧洲很快沦陷，英法40万联军被逼到法国敦刻尔克一个海滩上，三面被德军包围，对面是英吉利海峡，几乎退无可退，海峡上空与对面是德军火力，几乎毫无可能的大撤退却创造了历史上的壮举，为英军保存了实力，后来有很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把“敦刻尔克”当作一个谜，分析希特勒为何下令停止进攻的文章也很多，主战并且一手导演撤退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登上历史舞台。
日前丘吉尔曾孙与英国记者合写的《神与丘吉尔》回顾了丘吉尔的战时抉择与他的信念根基，“对战胜希特勒的笃定信念”就藏在神对他的美好应许上，从电影《敦刻尔克》士兵的溃败与丘吉尔“我们将与敌人在海滩、田野上作战”的演讲像是讽刺，但决定历史的走向往往却在非理性中。如果用大数据或者人工智能来做决定，希特勒会不会让陆军继续进攻，消灭英法联军呢？丘吉尔会不会主张反攻呢？而从士兵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回家。
当初，德军入侵波兰时，英国就考虑到德军的实力而选择了“绥靖政策”，当比利时、法国等大半个欧洲沦陷时英国才被迫迎战，这些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不得不走上战场，所以，对他们来说，早日回家就是唯一的梦想，在战场的连连失败，士兵早已看不到希望。这是诺兰电影《敦刻尔克》的士兵视角，这只是战争的一个切面，而掩护撤退的英军的大量牺牲与法军的殊死抵挡却是另一个视角，领袖的抉择又是一个视角，而撤退时海上的浓雾却是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完成了这次历史奇迹，这让我们有限的个体确实很难弄清历史的走向，尽管有很多亲历者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在拍摄前，《敦刻尔克》原编剧莱文与诺兰也采访了撤退士兵的后代，但从个人视角总是难以还原历史总貌。那些牺牲的与活下来的人，他们会彼此映照，让历史闪现出不同的光辉。
当时丘吉尔的计划只要撤回4万人就好，只要还有4万人，我们也要在街巷、田野与敌人作战，这看起来像是政客的鼓动，但从10多万士兵的撤回几乎全是民用船的作为，一位绅士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人，一位盲人老人却在安慰看得见的士兵的心理创伤来看，这些才是隐藏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背后的敦刻尔克精神。我们从作家路易斯的小说《纳尼亚传奇》中也能看到这样的信念，在他的《四种爱》、二战时的广播演讲稿中可以看到他对普通英国民众的信心肯定，这些受传统文化中关于中世纪骑士精神遗留下来的忍耐、牺牲、舍己精神影响的人，他们的“爱国主义”更多是落实在个人生活方式上，这些男人被迫参战，他们却愿意为守护自由做出牺牲，这就是丘吉尔信心的基础，他在其个人回忆录中也写下了对新世界来临的信念：上帝终将带领我们取得胜利并更新这个朽坏的世界。丘吉尔曾孙在《神与丘吉尔》中也回顾了丘吉尔做出撤退决策的经过，他们坚信自己的使命，如果失去了坚守传统的根基与基准，“抵抗与投降”都没有意义，这就是法国人放弃抵抗的原因，它也是目前欧洲社会世俗化人性虚无的危机所在，而不仅是“难民”问题，这或许是影片之外的另一层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