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曼
北京时间9月18日，第69届艾美奖落下帷幕，《使女的故事》成为最大赢家，摘得剧情类最佳剧集和最佳女主等5大奖项，同样女性题材剧《大小谎言》摘得限定剧单元5大奖项，50岁的妮可·基德曼也获得最佳女主。这被认为是艾美奖中“女权与女性主义”倾向明显的一届。
无独有偶，今年诺奖“赔率榜”也在这几天公布，《使女的故事》原小说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跃升第二名，领跑诺奖常客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茨、诗人阿多尼斯等，西方评论界与媒体普遍看好她，认为她是近年来作家中写作风格最突出，同时也是女性主义视角最明显的作家，她在“反暴力、极权”上不遗余力，辅以惊悚、宗教、血腥的故事情节，结合网络、未来、环境等，营造出一种“末世之感”，她改写莎士比亚《暴风雨》的新小说《巫女的子孙》再次荣登《纽约时报》热销榜，不无与美国近年来的政治走向相关。近来有媒体说她具有“女巫”的血统，在于她在推特上痛陈西方的“猎巫”历史，并为“女同、性少数”等边缘人群发声，抵制川普，同时她还参与诗歌、戏剧、美食行为艺术表演等，她与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被自由派喻为“女巫的教母”，她们反对任何身体上的不自由与个人政治上的不自由。
不过，鉴于加拿大女作家门罗在几年前获过诺奖，同为加拿大人的阿特伍德在短时间里获得诺奖的概率性大为降低，因此这几年她都不在“诺奖赔率榜”上，而川普当选、《使女的故事》走红，女权主义、女性视角作为一种新的平衡性力量，阿特伍德在今年极有可能胜出。
《使女的故事》创作于1984年，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故事发生在200年后的美国，因为环境恶化生育率下降，美国突然变成了“神权国家”，一切回到了《旧约》时代，使女为了人类的繁衍被迫生育。该书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这毕竟与美国现实相差甚远。而阿特伍德创作《使女的故事》也是受奥威尔《一九八四》的影响，《一九八四》是反极权与乌托邦的著名小说，而当年阿特伍德正在西柏林，她看到了东西柏林的对峙，因此脑子里闪现的都是《一九八四》的画面。她曾写道，每逢周日，东德空军都会发出巨响，以提醒这边的人他们近在咫尺。她在那段时间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这种铁幕下国与国的不信任、窥伺、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构成了《使女的故事》最让人震动的部分。不过，电视剧却与此有很大的出入，电视剧的“极权国家”变成了美国“基列共和国”，一个由基要派建立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国家，大主教等神职人员构成了权力中心，女人成了次等公民，使女、同性恋等不能生育的边缘人群成为生育机器或者沦为奴隶。
电视剧的再创作，结合美国近年来保守主义的回潮，川普当选对“堕胎合法化”、“同性恋婚姻法”的审慎态度，无形中给了自由派压力，特别是性少数者、跨性别组织与女权组织等，他们在川普的“男权至上”压力下，组织了很多游行，作为“反暴力、权威”的自由艺术家、作家自然会站在川普的对立面，《使女的故事》像是阿特伍德在20多年前写下的隐喻，它不幸在美国变成现实，从而加速了知识分子的“不确定感”。
去年就有纽约的朋友推荐《使女的故事》，可能是每个人身处的环境不一样，我们恐惧的东西自然会不一样。阿特伍德虽然一再说她更多的还是反“暴力、专制”，也就是政治上的“乌托邦”，但美国知识人担心的却是基要主义的抬头、《圣经》重返他们的日常生活，对世俗主义生活观构成影响。“一杯好咖啡，一次恋人的触摸，结婚或者不结婚、生育或者不生育、爱男人或爱女人、自由选择性别”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个人自由，可在这个时候，还有人说“同性婚姻不合法”、女人无法自由堕胎，川普当选让他们意识到自由并非是一成不变，美国不是没有可能变成神权国家，因而这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恐慌。
在《使女的故事》里，这些承担“生育使命”的女人，同样被剥夺了一切，名字（所有使女的名字都以of作为前缀，后面是她们从属的大主教的名字），身份，家庭，爱情，阅读的权利，让人烦恼的毕业论文……构筑日常生活的一切，都像阿特伍德看到的那些建筑，成为了曾经存在、后来消失的东西。
历史上的“猎杀巫女”、《创世纪》里的使女为主母怀孕生子的故事、非洲部落对女性阴蒂的切除，所有历史的、现实的剥夺感与压迫都可以从电视剧找到对应，这种现实与未来的想象缝合出“极权主义”的外衣，揭示出暴力的实质，因为人性是幽暗的，人性中的黑暗也是难以靠个人力量改变的，所以，所有想在人间建立天堂的组织或者国家最后都会变成人间地狱，不管是以宗教的名义，还是以哲学、主义、美学的名义。
